思樸：反對打著理性的旗號攻擊對改革的反思

　　思樸

　　張維迎一說要理性思考，全中國的網(wǎng)民都笑了。

　　為什么這么說呢？“口頭改革派”們一直喜歡引用鄧小平同志的話來證明自己的根子是多么純正，但是他們有意無意地忘了這個改革的總設計師是如何發(fā)起我們今天仍然在繼續(xù)

推進的改革的。他老人家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反觀張維迎的理性，在顧雛軍出事后，并未見他對當初的行為作出理性的反思，反而在這篇理性反思改革中，為不法分子的犯罪行為開脫，當然他很“理性”，用的是“意識形態(tài)的約束”這個說法。我不知道作為一個經(jīng)濟學者，在面對一個法律的漏洞時，是鼓勵不法分子犯法，還是推動立法的改革，或者以“意識形態(tài)的約束”而為不法分子開脫，這幾種做法，不知道哪種行為叫“理性”！

　　不得不指出，張維迎只是“口頭改革派”中一個比較突出的例子，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總是會以一些大家公認正確的理論或名詞作為幌子，得出令人“拍案叫絕戶”的結果。比如官員改革受損最大論、比如提高民工工資喪失國際

　　這就好比一個人，有著林青霞的眉、鞏俐的嘴；徐靜蕾的頭發(fā)、趙薇的眼；殺郎私通的乳房、成龍的臀，東西都是好東西，合在一塊，就成了

　　就以張維迎對“理性”的四個理解來說，我說，起點很對，但是一個論證推出的結論正確與否，卻與這樣幾個因素有關：事實、邏輯以及中間不要偷換概念。下面我們就看看他是怎樣向大眾解釋如何“理性反思改革”的。

　　他的主要觀點有如下四點：

　　1. 評價政策優(yōu)劣時，超脫自身的利益，要講公共理性，學會換位思考。即學者要保持獨立性。

　　2. 評價政策優(yōu)劣時，應與替代型改革方案相比較，而不以理想型方案相比較。即方案的可行性。

　　3. 評價政策優(yōu)劣時，必須擺事實，講道理，實證數(shù)據(jù)和邏輯分析相結合，而不能以感覺代替事實，用直覺判斷代替邏輯推理。即要具有現(xiàn)實世界的抽象能力。

　　4. 評價政策優(yōu)劣時，必須要以“向前看”的精神，將蛋糕做大，實現(xiàn)多贏，而不是“向后看”，糾纏歷史舊賬。即對改革的態(tài)度問題。

　　逐一反駁：

　　第一，既然要講公共理性，換位思考，那么為什么有人說出現(xiàn)在是社會主義的東西講得少了一點，強調效率多了一點，這樣的一些說法為什么就成了“左”的東西，成了辯論對方強調自己政治道德正統(tǒng)性的東西。既然你是獨立的，你用反復不停地去向人辯解你是獨立的，而對方是沒有換位思考的不獨立的？很顯然，如果我們真是獨立的，就應關注改革本身的問題，就某一問題發(fā)表你的見解，而不是把精力浪費在證明你比別人更獨立上。

　　而且我有一點不明的是，張維迎舉的幾個例子都傾向于弱者要與強者換位思考，為何少見強者以弱者的位置去思考的建議？也許按照這些“獨立”學者的判斷，有政府去考慮弱者就行了，學者是“獨立”的！

　　第二，這一條實際上就是說“兩害相權取其輕”，或者說“兩利相權取其重”，側重于前者。 這道理當然是老祖宗的道理，誰也沒啥好說的，問題出在他舉的那個例子上。我說過了，事實是理性的基礎和前提，你去討論宇宙中無限的可能性的話，那只會讓人覺得你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如果你花自己的錢，誰都沒話說，如果食了政府的俸祿，那就有點，呵呵。與現(xiàn)實相印證的例子是，改革前A、B各100；改革后A120，B1480；現(xiàn)在大家認為差距過大，應該減小。(這里有個大前提，GDP增長翻了3番，與張的翻3倍是有區(qū)別的，哪個與事實更相符，大家自有評判)必須提請注意的是，理性思考并不是以放棄細節(jié)的真實為代價的，正所謂“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不是每個人都能在那里談理性的。

　　第三，世界究竟是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還是一個每個人可以真實感知的世界，這對于哲學家來說，是個問題。但對于生存于其中的理性經(jīng)濟人來說，恐怕更有實質意義的卻是我能否從社會得益，或者從社會受損。因此，直覺判斷是個基礎，抽象的推理如果不以直覺為出發(fā)點，那不要搞經(jīng)濟學，柏拉圖為人類終極思考愛好者劃了塊小地盤，你完全可以在那里生養(yǎng)、安息。

　　經(jīng)濟是研究稀缺性的科學，為何要研究稀缺性？因為更有效率的生活帶給人類大眾更多的心理滿足而不是相反充滿挫敗感。盡管直覺有時候會出錯，但是在多數(shù)情況下卻是正確的，否則人就不成其為人，從根本上就否定了自己。

　　張維迎在文中舉的幾個例子，恰恰是一種詭辯法，他用錯誤的直覺來代替直覺的整體，試想，難道就只有一種直接行政壓低藥品價格的直覺嗎？國有企業(yè)就是要解決就業(yè)壓力和減少收入差距嗎？這些直覺，本來就是要打問號的，用部分否定全體，恰恰就是一種非理性的做法，是中國傳統(tǒng)思維里的一個通病，同樣也是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口頭改革派”們證明他們如何異常正確的一個手段，如果他們不放棄這種手段，那對改革的反思最終會變成純粹的口舌之爭。

　　第四，關于對待改革的態(tài)度問題，我相信普通百姓比專家學者更加的務實。的確，老百姓比較懷戀文革前的社會風氣、懷戀那時候的純潔信仰、懷戀那時候的團結精神，但是，這是否就表明我們整體的民意是向后看？顯然不能得出如此結論。但是既然不是向后看，那是否就一定得相信張維迎們?yōu)槲覀儺嫵鰜淼奈磥泶箫灒�那個傳說中我們可以分得多一塊的大餅？顯然現(xiàn)在老百姓聰明多了，也現(xiàn)實多了。主流民意不是說要向前看還是要向后看的問題，而是關注“向現(xiàn)在看”的問題。

　　你們今天跟我畫這個大餅，明天畫那個大餅，老百姓就要問了，你以前畫的餅兌現(xiàn)了嗎？如果沒有兌現(xiàn)，憑什么我們要相信你是真正要向前看，而不是以向前看為名，低成本剝奪我們的利益？

　　因此，改變觀念的最佳方式是改變人的行為。為什么在文革造成社會巨大浩劫之后人民依然對我黨報極大的信任？因為我黨在革命時期和建設時期帶給了中國大多數(shù)老百姓地位、身份、財富翻天覆地的變化，正是這種行為，樹立了人民群眾相信黨、相信政府的觀念。怎么去強化這種觀念，得需要繼續(xù)努力滿足人民作為一個整體的發(fā)展需求，而不是僅僅滿足其中的一部分！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張維迎打著理性思考改革的旗號，實質上卻在為他非理性的行為進行辯護。我們需要理性，我們也需要改革，但是我們堅決反對打著理性的旗號攻擊對改革的反思。“新自由主義”以張維迎的這篇長論為標志，已經(jīng)演變成“新自由曲解主義”，他們能以理性為名曲解理性，以改革為名曲解改革，甚至“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本身，也成了他們以現(xiàn)代西方經(jīng)濟學的一些名詞和概念，生吞活剝引導中國改革方向的一種曲解。

　　他們是“新自由主義”？Who kn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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