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改革有真假之分 必須動搖掠奪式假改革

　　李慧

　　自從香港學者郎咸平質疑國有企業改革中MBO現象開始，關于對改革的爭議和反思就已經全面爆發，特別是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直接批評說中國沒有真正的經濟學家以來，更是引發了人們的這種情緒。

　　經濟學家可謂是在市場化改革中名利雙收、收益最大的一個群體了，他們不用承擔下崗的憂愁，可以在享受優厚待遇的同時，還享受各種掌聲和榮譽。由于儒家文化的影響，人們自古就對有文化的人表示出格外的禮遇，而市場化改革又為經濟學家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經濟學家不僅可以著書立說，揚名四海，更可以指點經濟，演講授課，服務企業，獲取豐厚的收益，他們甚至不像其他行業那樣有年齡的限制，可以終生從事自己的事業。在大眾的眼里，他們永遠是一群有正義感、有理性、受人尊敬、并指導社會前進的智者。

　　但是，在經濟學家安享市場化改革成果的時候，他們可曾看到市場化改革走到今天，卻出現了很多不和諧的問題：在國有企業改革成功，效益猛增的同時，卻出現了大量的下崗工人，他們不僅無法享受企業改革的成果，反而要為自己的生計發愁；在城鎮化改革中，一座座高樓拔地而起，一座座工業園區熱火開張，然而，以廉價土地出讓給國家的農民，卻不得不承受著放棄了世代依存的土地的困惑，背負起環境污染、資源耗盡，進城務工卻倍受歧視的辛酸。即使是能夠接受改革成果的人也不得不面對

　　我曾看到過這樣一篇報道：2003年春節，江蘇省海門市德勝鎮農民顧新生，因為交不起兒子200元錢的小學學費，為了不使孩子感到難堪，竟然將兒子活活溺殺，2003年9月，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判處顧新生死刑，緩期執行。這篇報道我看到以后，幾乎整整一個星期都沉浸在痛楚和悲憤之中，此后，幾乎每個年我為經濟管理專業上千名學生上課的時候，都要給他們講這個例子，然后，提出問題，如果你是一名官員應該怎樣解決這個問題，最后，我一字一句地告訴學生們，你們以后千萬不要忘記你們的責任，這是老師對你們的囑托。

　　然而，今天中國的經濟學家竟然胡言亂語。

　　更令人憤怒的是，張曙光研究員在中央大力治理腐敗取得重大成績，改革走向光明之際，竟推出了“腐敗有‘理’論”，他說：“腐敗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權力進行公益決策的人不肯輕易放棄和交出他們的權力，而改革又不能從其手中強奪，就只能通過腐敗與賄賂的錢權交易的方法進行購買。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改革的成本費。”

　　我們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當前大力推進的改革是民心所向，改革的進程中的確是有一些問題，可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完全可以克服和解決的。但是，吳敬璉卻一會兒對政府說，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不動搖，警惕有人反對改革。可一會兒，他轉眼就又總結出改革的四個重大缺陷問題，不僅給人的感覺似乎是否定改革，更歪曲和污蔑我們正在進行的改革說：“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實際上就是這個權貴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指導下的改革。”社會主義改革在這個嚴肅的經濟學家眼里竟變成了“權貴資本主義指導下的改革”，這難道不是反對改革又能是什么呢？吳敬璉還煞有介事地對百姓發表他對改革的“直言”：“不是改革錯了，是改革碰到了硬障礙，改革遇到了阻力。”

　　特別是吳敬璉關于中國股市是“大賭場”的論調，更是極其不負責任的“理論”，股市可謂是最市場化改革的產物了，其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是毋庸質疑的，但是，中國實行了十年的股份制改革竟被其稱為是“大賭場”，這話如果是從一位普通的股民口中說出來人們能夠理解，但是，竟從為政府制定政策參謀的經濟學家口中說出來，卻沒有一點實事求是的理論分析和有明確邏輯思維的建議，這樣的人能稱得上是經濟學家嗎？！可是，到了當股市低迷，投資者損失慘重，“圈錢運動”大獲勝利的時候，吳敬璉卻又煽動說：“中國股市的歷程猶如18世紀的英國股市一樣，如果在沒有信托責任的社會環境下，不如關閉算了。”

　　堅持改革的話，誰也會說，但是，怎樣堅持改革，如何系統地把握改革的方向，這正是黨和人民期望我們的經濟學家研究的重大的理論問題啊，但是，他們明顯辜負了黨和人民對他們的期望。在吳敬璉所著的《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一書，卻像是在為政策做“注腳”或是尋找一個冠冕堂皇的經濟學“帽子”。然而，究竟什么是改革？改革的前提、改革的目標、改革的方法是、改革的宗旨、改革的理論、改革的路徑依賴、改革為什么會“攻而尤堅”等問題，此書中竟無一涉及。而吳敬璉《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一書雖然結構上看起來非常完美，理論上也似乎無可挑剔，但其中竟一大半是前蘇聯的計劃經濟理論體系，不僅沒有能夠明確給人以中國發展的模式清晰的概念，反而很多內容是抄襲的有關文件內容，不像經濟理論著作，反而像變相的政府文件。

　　特別是吳敬璉一再談到的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是“水火不容”的，但他竟不能指出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有什么區別；他認為市場化改革有好壞之分，但是，哪些是好的市場化改革，哪些是壞的市場化改革他也說不清楚；更要的是，他一再說改革中遇到了障礙，警惕既得利益集團，但哪些是既得利益集團他更說不出來。這不是一個典型的“偽經濟學家”的做法嗎？此外，這些自稱為 “主流經濟學家”的人已經明顯地結成了一個相當穩固的陣營，當人民識破了他們的丑惡行經的時候，他們就又搬出來他們是社會精英的擋箭牌來，比如厲以寧就明確說要頂住“互聯網的壓力”，張維迎更是明確表示說：“一個理性社會的形成，從西方的經驗看，要靠一些思想家、學者引導，傳遞給公共知識分子，再通過傳媒走向大眾。如果倒過來就能形成，大眾左右著媒體，媒體左右著公共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左右著學界，就很危險。”

　　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觀點就是人民創造歷史，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共產黨奪取政權成功的三大法寶之一就是緊密聯系群眾，“三個代表”理論思想的核心依然是人民是一切工作的核心。然而，張維迎卻顛倒黑白地說：“經濟學上有很多東西是不受大眾歡迎的。我舉一個例子，最低工資標準對工人沒有好處，這在經濟學上是有證明的。”——難道馬克思的《資本論》不是經濟學理論么？馬克思在經濟學上證明了工人生活沒有保證是正確的嗎？張維迎真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竟然把經濟學據為己有，認為別人都是不懂經濟學的“蠢材”，經濟學是屬于他自己家的，套上個經濟學家的“帽子”就不知道自己是誰？難道不為公眾和社會服務的學問才能算是經濟學嗎？！

　　特別是張維迎的“新三論”——“正確的觀點是不需要投票的”；“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改革必須補償現有利益群體，否則改革就進行不下去，而改革相對利益受損最大是領導干部”。更是連最基本的常識都違背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最大區別在哪里？這難道還用讓張維迎本人再重新上一遍小學才能知道么？制定公共政策沒有民主的渠道，能夠保證公共利益和實現社會公平嗎？西方發達國家有效的公共福利保障制度正是促使這些國家經濟穩定發展的基礎，而將現代公共福利保障制度與“過去人民公社免費”相比較更是張維迎作為“經濟學家”的別有用心之舉。

　　在回答《經濟觀察報》采訪時，張維迎還煞有介事地表態說：“改革過程中很多話是不能說透的。尤其是因為意識形態方面的限制，好多問題無法討論。”我們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改革，敢問你還能有什么不能說的嗎？胡總書記親歷親為提出“新三民主義”，溫總理更是關心百姓疾苦，黨中央號召樹立科學的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主張，這都是大得人心的之舉，而這些主流經濟學家的言行表明了什么？逆歷史潮流而動，違背客觀現實，這不是明白著在詆毀中國改革的成果和現實成績，別有用意嗎？但是，至今我沒有看到主流媒體對此表態，這說明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寬容的社會。所以，當前人們對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批判正是改革深化的結果。

　　俗話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面對群眾的批評，自封為學者的張維迎不但對自己的孤立不思總結，竟更是叫囂說：“對一個真正的學者來講，最難做到的不是你罵政府、罵企業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眾輿論的對立面，堅持自己的觀點。” 他一再呼吁讓別人“理性思考”改革，可他自己卻堅持非理性的觀點，請問，這樣的“偽經濟學家”能指導中國的改革嗎？能理解“三個代表”的思想本質嗎？難怪香港學者丁學良不無奚落地挖苦說：“阿貓阿狗都自稱經濟學家，需要清理門戶——他們不知道世界上經濟學界發展到了什么水平，所以什么話都敢講。那些人說話的水平之低啊，我發現他們屬于井底之蛙的最下面一層，最上面的一層還能看到巴掌大的天，他們什么也看不到。”

　　法國思想家貢斯當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有一種從人民主權理論發展出的與傳統君主制截然不同的、新的獨裁制度——僭主政治，它在盜用自由名義的同時卻又褻瀆了自由，從而使社會進入“絕對的政治腐敗”階段。這實際上就是中國歷史上一直把儒家文化作為國教欺騙人民的原因，也是中國之所以有著濃厚的“文人政治思維”的根源，過剩的激情與錯置的理性相悖反地作用于中國文人的思維體系之中；對民眾廉價的同情與內心世界的冷漠非理性地存在于中國文人的推論之中；對歷史的游離與完美的審美訴求演繹于中國文人的筆墨之中；覬覦權勢而不可得的浮躁與擔憂自身利益的祈求混亂地反映在中國文人的生活狀態之中。他們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政治，但是，他們卻改變了政治的形態。所以，目前爆發的對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批判正表明中國改革已經到了一個必須重新開始的新階段。

　　從歷史的角度看問題，“文人政治思維”不僅誤導了中國社會的發展歷史，而且，也使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表現出與現代化精神違背的一些趨向。中國的民主建設制度建設經常走樣，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受到了濃厚的“文人政治思維”的深刻影響。什么是民主？民主有兩個最重要的內涵：民主首先意味著公平，而不是整齊劃一的統一，這種公平主要是通過科學的憲政結構來體現的；其次，民主意味著高效，而不是議而不決的低耗，是否民主關鍵要看實際效果，看決策是否科學，是否有健全的公共管理體系。建立了健全的公共管理體系，公平才有實現的可能。所以，建立和諧社會的首要目標，就是要建立一種公平而健全的公共管理體系。

　　然而，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卻不肯承認自己的無知，他們還有不少護身的法寶，當你批評他的觀點時，他卻污蔑說，你要借著他們出名，有炒作自己的目的；這一招實在不靈就反駁說，你有什么資格來批評我？當這個也不起作用的時候，他們就祭起“改革”的大旗說“改革不可動搖”，好像他們就是改革的化身，批評他們就是反對改革，可另一方面，他們又讓你反思改革，在這樣一種邏輯圈套之下，香港學者郎咸平就中了他們這個陰毒的暗槍。然后他們問你：“改革會不會倒退？”最后，就像吳敬璉說的那樣：“改革走到了深處，改革碰到了硬障礙，不進則退。”

　　實際上，改革根本就沒有什么進、退之別，因為歷史是不可逆轉的；改革更沒有什么對、錯之辯，這是“主流經濟學家”虛設命題，自我欺騙的鬼把戲。改革只有真、假之分，真改革遇上了“主流經濟學家”們的“假改革”，這就必須要明確了。魯迅先生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中明確指出：“我敢斷言，反改革者對改革者的毒害，向來就并未放松過，手段的厲害也已經無以復加了。只有改革者卻還在睡夢里，總是吃虧，因而，中國也總是沒有改革，從此以后，是應該改換些態度和方法的。”人民是改革者，還是“偽經濟學家”是改革者，這不是一目了然的嗎？從人民身受“新三座大山之苦”，而“主流經濟學家”卻日進斗金的對比中不是很清楚嗎？

　　改革只有真、假之分，要善于識別真、假改革，要能從真正的馬列主義和鄧小平理論中尋找改革的目標和方向。胡錦濤總書記高屋建瓴地指出：“堅持改革的方向不動搖。” 這與“主流經濟學家”主張的“改革不可動搖”是有本質區別的。因為“改革不可動搖”是不考慮實際需要的武斷觀點，這是典型的違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實事求是原則的“假改革”。真正的改革是要堅持改革的方向，但是，在改革的具體做法和把握上，必須堅持科學發展觀主導的改革，而不是脫離群眾和現實的改革。

　　所謂“堅持改革的方向不動搖”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改革，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制度的改革，堅持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的改革，堅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范圍內的“管理型改革”、“人性化改革”、“效益型改革”與“和諧性改革”四個方面為特征的改革。就是要旗幟鮮明地反對那種置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于不顧，置人民群眾的民主熱情于不屑，表面上是亦步亦趨地照搬馬列主義和西方的經濟理論，然而，施行的卻是以“國情”為幌子，將隱型的權力與卑鄙的貪欲相互勾結，利用尚不健全的財富制度體系和缺乏公共管理的社會形態，在玩弄著一個個冠冕堂皇經濟詞匯的時候，逐漸出現的以攫取國有資產、占有市場壟斷、權錢交易、貪污腐化為主要特征的“掠奪式假改革”。

　　科學的發展觀思想告訴我們，根本不是“改革不可動搖”，而是“開放不可動搖，改革必須和諧發展”。今天，反“主流經濟學家”現象的出現，預示著“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那種脫離實際、埋頭于純理論、甚至是為自己求取功名利益的虛無、虛假、虛偽的研究方法已經過時了，他們根本不可能正確指導中國豐富的改革實踐，而民主化正是改革的正確方向。離開了民主化，任由“主流經濟學家”錯誤思想主導的改革，我們已經看到了是一個什么樣的結果。

　　科學的發展觀就是鄧小平所強調的“加強我們工作中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和創造性”，這篇以批判“主流經濟學家”觀點和品行為主要內容的檄文目的提醒我們，改革的重要意義并不在于改革本身，改革是從中國文明誕生以來就一直面臨著的社會發展的問題，但是，由于時代的環境和背景不同，被賦予了不同的含義。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改革探索，是中國這個文明古國真正意義上的覺醒。是對中國現階段人文價值取向和各種利益結構大調整的問題，是對整個中國社會發展的大反思、大解放、大“盤點”和大變革，這也為我們全面地理解和重新看待中國文化提供了豐富的現實環境。

　　中國經濟改革大潮的舞臺是一個敞開的平臺，是沒有身份地位限制的，隨時歡迎各種各樣的人來參與的，絕對不是只有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才有發言權。改革不是獨立于社會的一種運動，并不需要單獨地把改革作為一種運動的形式提出來，改革是融入到社會管理體系之中的一種創新的行為。改革也必須要依靠這種管理體系來發揮作用，并在此過程中自動使這種管理體系的狀態調整到最佳的位置。脫離實際的文人和高高在上的政客是沒有勇氣深入面對問題和解決現實矛盾的，只有人民推動的市場化改革才能是真正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