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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來信之薛涌專欄
張維迎教授曾經在會上即興發言，說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損害最大的是干部，應該進行補償，引起軒然大波。這些言論是根據未經本人過目的記錄，無法嚴格地算作他的思想。如今，他在《經濟觀察報》接受記者采訪，而且親筆寫了《改革中的利益補償問題》，總算為我們了解他的立場提供了一些根據。
張教授的核心觀點是厘清改革與革命之分:“革命是通過暴力和強制手段將財富和權力從一部分人手里剝奪后轉移給另一部分人”，“改革必須尊重原體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不應該使任何人比原體制下生活得更壞”。“按照這個原則，如果具體的改革措施會帶來社會總財富的增加，但同時會導致社會中一部分人利益受損，此時，受益者有責任從自己所得的增加中拿出一部分補償(‘贖買’)受損者，否則就不能稱其為改革了。”最絕的是下面一段:“計劃體制下，相對于農村的人，城市人就是既得利益階層……所以，當提高農產品價格時，就必須給城市人副食補助，而當農用生產資料價格上升時，政府并不補貼農民，因為農民不是計劃經濟的既得利益者。”接著他進一步論證:對政府官員的既得利益應該補償，否則就會以“暗補”(包括腐敗、子女經商等)來代替明補。
是誰告訴張教授改革“不應該使任何人比原體制下生活得更壞”的？比如在中世紀，歐洲的領主對其莊園中的未婚女子享有“初夜權”，這個規矩被“改革”掉了后，領主是否比原體制下生活得更壞？美國的種族隔離制度被改革掉后，許多白人喪失了過去的既得利益，人家得到補償了嗎？從另一方面說，黑人不是原來的種族隔離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按張教授的推理，在取消種族隔離制度后，他們還應該繼續受種族歧視而得不到任何補償，因為他們反正過去也沒有既得利益。
張教授的話無非是強調，改革要補償過去不合理制度下的強勢集團，而不是弱勢集團。比如，干部應該得到補償，否則人家就該腐敗了。那么請問，難道你補償了這些干部，他們就不腐敗了嗎？再往前推一步，現在許多干部已經腐敗了。一旦改革這種滋生腐敗的制度，這些腐敗的干部就喪失了既得利益。比如貪污500萬元的干部，比貪污100萬元的干部喪失的既得利益更大。我們是否應該按照他們貪污的程度計算他們喪失的既得利益，在改革后對他們進行“補償”、給最大的貪污犯發最高的獎金呢？與此同時，農民反正不屬于既得利益集團，不該得到補償，要永遠低人一等。農產品價格上升，城里人要得到補償，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但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升，農民不該得到補償，因為他們不屬于既得利益者。請問，計劃體制下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相對穩定，怎么就不算是農民的“既得利益”呢？農民要是讓張教授這樣的人計算他們的利益，靠得住嗎？
張教授口口聲聲把“尊重原體制下的既得利益格局”作為改革的基本原則。請問:如果不觸動原有的既得利益格局，還談什么改革？張教授忘了最關鍵的一點:改革要對利益受損者進行適當的補償，但必須是合理的補償。
什么是合理的補償呢？比如一個工人，一生勤勤懇懇為一家國有工廠服務，沒有犯任何錯誤。但是，改革中這家沒有效益的工廠必須關門，他是因為官僚管理的錯誤而非自己的錯誤丟了工作，所以應該得到補償。再看看干部，雖然現在不能壟斷軟臥待遇，但是，每次招聘公務員都人山人海，乃至參加應聘本身還要花錢買票。在這種情況下，你連下崗工人還打發不了，怎么一天到晚想著給干部補償呢？
張教授反復講改革和革命之別，無非是想說，改革是避免革命或者動亂的一個有效手段。但是他忘了，歷史上的革命，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因為弱勢階層的生活狀況惡化。相反，在改革中，過去的既得利益集團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但很少造反。原因是，即使在改革后喪失了許多利益，他們在社會上還屬于強勢集團。比如18世紀的英國，掌握土地的紳士貴族還是控制了各種政治權力。后來工商階層崛起，挑戰他們的權威，但是他們的回應大致有二:一是呆在原來的位置上，因為那雖然不是唯一的壟斷性統治集團，至少還是統治集團之一；二是利用原來的優越地位和新興的集團通婚，或轉到新興集團中。他們最反對的就是革命，因為那會毀了他們所擁有的一切。
俗話說“有恒產者有恒心”。那些有既得利益的人，是最不愿意革命的。一個社會要穩定，就必須給所有人(至少是大部分人)一些既得利益，使他們愿意捍衛他們所獲得利益的社會。這是對當今改革的一大挑戰。如今中國的干部，大部份還是希望留在原來的位置上。另有不少下了海，生活得也不錯。一個頭腦正常的人，恐怕不會擔心干部出來鬧事。相反，一些弱勢階層，到了一無所有、一無所失的地步，最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我讀不懂張教授的學問，更不明白他的心態。不知道他生活在什么樣的世界里，怎么一天到晚擔心不尊重強勢集團的既得利益就會出事，對沒有既得利益的人竟可以不管不問？他到底是在改革，還是在反改革？
(作者系旅美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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