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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曉 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GDP不能直接等同于一個國家的財富，有時候就會導致悖謬的現象。
作為一個總量指標，GDP常常掩蓋其他社會指標狀況。
GDP的分配可能是兩極分化的，在這種情況下，普通民眾的福利狀況不但無法得到同步改善，甚至還會下降。
期望全社會都能有一個基本共識：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也高于GDP，只有共享才有和諧。
GDP并非壞東西，但為什么現在大家對它的批評沒有休止，反有愈演愈烈之勢？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經濟增長與百姓社會福利的提高不同步，兩者甚至有日益背離的趨勢。據最近的一項調查，城市中窮人增加了80萬，相當一部分百姓并沒有因為經濟增長感到更幸福，反而感覺生活壓力更大了。
為什么會出現上述背離，如何改變背離的情形呢？
眾所周知，GDP是國內生產總值(GrossDomesticProd-uct)的簡稱，是一個國家一年之內由企業和政府生產并提供的全部商品和服務的總和。可以說，迄今為止人類還沒有找到可完全替代GDP的更好的經濟指標。但GDP的確也存在著“幻象”的一面(參見拙作《GDP的美好與幻象》)。比如，它忽略掉了環境的代價。如算上環境損失的后果，中國過去20余年GDP年均增長可能要減少2至3個百分點。它也忽略掉了交通堵塞的代價。如統計交通惡化的因素，北京人福利的增長會遠遠低于收入增長。GDP也沒有考慮原來的家務勞動社會化和商品化后，變成了社會勞動，然而人們的福利非但沒有提高，一些“雙職工”家庭反而出現更忙更累、福利狀況下降的情形。
此外，由于GDP不能直接等同于一個國家的財富，有時候就會導致悖謬的現象。典型的例子就是，1998年大洪水給百姓福利和社會財富帶來巨大損失，但被摧毀的房屋和公路并不會使GDP下降，因為它根本就不計入當年的GDP；相反，由于重建需大量投入，當年GDP反而上升。這便是經濟學上所謂的“破窗效應”！奇怪的是，有人不了解財富與GDP的差別，竟對洪水大唱贊歌；另一些人不懂得“破窗效應”，便怪罪經濟學家。
GDP更大的麻煩在于，作為一個總量指標，它常常掩蓋其他社會指標狀況。例如，它不能告訴我們一國的總收入是如何分配的。事實上，GDP的分配可能是兩極分化的，在這種情況下普通民眾的福利狀況不但無法得到同步改善甚至會下降。它也不能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的結構有無本質的進步。
綜上所述，結論很簡單：GDP不能提供大眾福利狀況的全部真實信息。這使得GDP有一種危險，它不能反映民生狀況，甚至可能“一俊遮百丑”------以GDP增長的強勢掩蓋一個國家發展及社會變革方面的劣勢。
這樣一種尷尬的情形正出現在改革開放時代的盛世中國。
追究這種種背離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中國過去太落后，對GDP的追逐猶如對形象工程的追逐，一時難以避免。二是中央政府對各級官員的考核迄今缺乏科學、有效、全面的指標，GDP和財政收入客觀上成了衡量地方官員業績的主要指標，更要命的是，目前的各級財政分配體制，客觀上在激勵地方政府以犧牲環境和民生去追逐GDP從而獲取地方財政收入。三是中國的經濟改革缺乏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的配套，導致權力資本化，改革“內部人主導化”，大大加劇了兩極分化。四是政府在“提高國家能力”的政策導向下，不斷提高自身在GDP分配中的比重，國有企業因壟斷而增收，居民收入增長被忽視，其在GDP中的比重逐日下降。五是政府在擴大內需的政策導向下，百姓口袋里的支出在增加，但相應的政府公共支出尤其是社會保障支出卻不足。六是中央政府過去較多地方傾斜政策，地區間收入轉移和個人間收入調節工作做得較晚，力度亦不足。
頑梗之疾，何以治之？溫和的政策可取三招：一是藏富于民，政府放緩財政增收力度，先保證居民收入增長與GDP增長同步；二是政府更多關注地區和個人收入的公平調節；三是政府要更多增加公共消費型支出。中間性的政策有兩招：一是政府在從體制上和政績考核上改變地方財政分配體制；二是要從“內部人主導型改革”轉向“社會參與型改革”。根本性的政策為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治文明建設，為未來變革保駕護航。
質疑片面追求GDP，在下是始作俑者。早在1999年，筆者在與北京大學張維迎教授對話管制與放松管制問題時，就提出了政府不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以制度建設為中心的命題。此命題一經提出，即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算得上是反思GDP的第一波。SARS期間，社會對GDP質疑聲音高漲，筆者亦寫過一篇《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也高于GDP》，其時的討論可算第二波。在目前“國家GDP增長”與“我的GDP增長”嚴重背離的情形下，筆者期待著全社會對于GDP反思的第三波浪潮，并期望全社會都能有一個基本共識：只有共享才有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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