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土地是新農村運動最具特色的中國話題

　　阿蒙

　　眾所周知，“社會主義新農村”計劃，旨在結合農作物補貼、減稅和內陸地區基礎設施投資等手段，以提高農村地區的收入。媒體分析說，歐洲的共同農業政策是花錢讓土地停產，中國則不同，中國的目標是保持盡可能多的土地用于農業生產，以確保有足夠的糧食。可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能夠借鑒的經驗并不多，必須走中國的特色或路子。

　　保守估計，中國有8億農民，從人口數量及教育水平來說，所謂“應該讓農民進城，因為這是在農村實現規模經濟的唯一途徑”，其前提條件根本就不存在。目前，國內城市發展也存在著很多弊端，諸如收入差距大、就業壓力大、金融業不完善等，大部分城市在依靠規模化生產(打造世界工廠和原材料低價輸出)，已經出現生產過剩和資源浪費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盲目擴大城市規模(建造衛星城市圈，農村轉城市)，大批農村人進城很可能導致物極必反，帶來始料不及的嚴重后果，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將面臨困境。

　　然而，一個矛盾的問題出來了。

　　讓數億人留在農村務農，無法解決收入不均，這已是共識。農村的可耕地太少，無法養活這么多人，而補貼傳統農作物產量效率極低。無論是農民進城尋找薪酬更高的工作，還是工作崗位下鄉去找他們，農民的未來大多都不在農業上。因此，“新農村”政策是促進這一轉變還是試圖阻止它，如何拿捏得平衡的確不易。其中，最難解決的則是土地問題。因為，農民之所以是農民，是因為農民依附于土地，失去了土地的農民，就不是真正意義的農民了！土地，是農民的民根子；土地問題，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關鍵之關鍵！

　　歷史上，我國的土地改革大致可以歸納為三次，第一次土地改革是私有化，將地主私有制變為農民私有制。第二次改革是土地合作化，是把農民的私有制變為公有制。第三次改革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次改革是兩權分離，即所有權集體所有，把土地使用權還給農民。我國基本上是這種框架，一直沿用到現在。

　　對于近年引發諸多沖突的農村土地問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陳錫文指出，新農村建設不會改變農村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不會改變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農村土地家庭承包經營不會改變。其次，在完善對失地農民的補償機制基礎上，要逐步推進征地制度改革。在征地制度沒有徹底改革的目前，為確保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主要的政策措施有三個：

　　第一是提高對農民失地的補償標準；第二對失地農民進行就業的安置和培訓；第三是把失地農民全部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制。

　　對此，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卻有另一番解讀：“農村穩，則社稷穩，農村固，則江山固”，中國的大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的大問題是土地問題。土地改革的積極想法是給予農民有保障的土地財產權，使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含有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出售權和抵押權等一系列權利，從根本保障農民的土地使用權，使得農民可以自由出租、轉讓和買賣土地，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可能是把農民推向現代化的根本出路。

　　針對土地有關政策的改革，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杜鷹日前表示，正在制定相關方案改革國家征用農民土地的規則，以保護農村居民利益不受開發商損害。這項改革將在對轉為商用的農業用地進行補償支付方面，引入“市場機制”。據悉，在現行規則下，征用補償金根據土地的農業價值來計算，這讓當地政府和開發商在把土地轉為商用時，能獲得巨額利潤。杜鷹還表示，“肯定存在低價征占農民土地、損害農民利益的現象，”。“中國現在的農村土地征占用制度已經不能適應新時期的需要，必須改革。”有專家主張，農民應該獲得土地所有權，并獲準與開發商直接交易，但官員回避了這種改革。之所以回避，在于擔心耕地失去的速度太快或無序，對國家糧食安全將會構成挑戰和威脅。

　　在農村土地問題上的矛盾，其實最主要是源自對“新農村”的不同認知。有人評價“新農村”認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是值得稱贊的，但該政策是“錯誤的”。“走出困境的唯一辦法不是對農民進行補貼，而是一定要設法減少農民數量，”“所以我們必須讓他們搬到城里去。” 如果照著這個思路，土地作為一個最敏感問題，政府迄今還不敢輕易觸及，若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就會帶來各種風險——城市居民現在可以買賣住房，但農村土地仍屬集體所有，農民還不能拿它們作交易，如果作交易農民就失去依靠，巨大的負擔和包袱政府和社會都難以支撐。

　　中央黨校周天勇在一份報告中指出：農村土地的價值還不到城市土地的10%，而且還是保守估計。也研究人員表示，農村土地可能只值城市土地的2%。由此，這種差異成了腐敗官員無法抗拒的金錢誘惑，他們占用農村土地，重新分類并賣出去，用于住房開發或建設工廠。其實，高層對此心知肚明，只是擔心如果允許農民拋售他們的小塊土地，將造成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失去土地，因為土地是農民事實上的“生物圈”。如上所云：失去了土地的農民，就不是真正意義的農民了。屆時，“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主體也會發生“變異”，其結果會是什么，此時誰也難給出明了答案。

　　那么，在現有農業土地制度之下，即使大量的農民進了城，現代化的大農業就能順理成章地出現嗎？觀點認為，如果不突破目前的農業土地承包制，那么，留鄉種地的農民便不能合法擴大農業經營規模，而進城打工的民工最終也會返鄉，西方式的現代化大農場永遠無法出現。所以，為了真正從所有權上保證合法的土地流轉，而且在一旦農地受到征用時充分保障農民的權益，必須實行農業土地的私有化。可是，人們的擔心又出來了——萬一農村出現嚴重的土地兼并現象怎么辦？沒有證據證明，土地兼并一定會導致農業經營效率的提高，相反，中國歷史上的土地食利階層是一個最為腐朽的階層。”也就是說，農業土地私有化的另一個結局又十分悲觀！

　　因此，在農村土地問題上，怎樣進行更為變通的所有權安排，將是擺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面前一個亟待解決的極具中國特色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