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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來信之薛涌專欄
“自由派”經濟學家似乎比誰都怕“自由”，這也許是只有在中國才能看到的奇觀。
在上個月炒熱媒體的改革大討論中，張維迎昂然宣稱：正確的觀點是不需要投票的
，否則談不上尊重科學。李稻葵干脆說:“以互聯網為代表，出現了大辯論、大批判形式的討論。這種討論實際上歷來對改革幫不了忙，反而起了負面的作用�！彼坪踉诟母锏膯栴}上，不僅不應該投票，而且連討論都不應該了。
不錯，科學確實不用投票，但難道科學家不需要討論問題嗎？張維迎更是犯了一個小學生犯的錯誤：改革涉及的是政策乃至政治的問題。誰也不能把一個具體的政策定義為“科學”。比如，在一般意義上說減稅有助于刺激經濟發展。這也許是“科學”吧。但是，布什的減稅是不是科學呢？美國國會投票對這樣的經濟政策進行表決，是否就是不尊重科學了呢？請你們再回到世界各個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走一圈，看看哪個國家的重大經濟政策可以不經過投票？
張維迎也許對經濟學有敬業精神，不屑于和沒有基本訓練的公眾討論自己的專業。這當然無可非議。不過，真若如此，他就應該呆在書齋里，不要直接卷入公共政策的討論，更不要擔任重要的行政職務。觀察一下西方的經濟學家就明白，有些經濟學家永遠呆在書齋里，不和公眾對話。但是，一旦經濟學家卷入公共政策的討論和決策，就常常變成一個優秀的“溝通者”和公共關系專家。左派的例子是克林頓的勞工部長RobertB.Reich。他上電視、寫暢銷書，簡直成了克林頓的經濟事務宣傳部長。右派的例子則當屬諾貝爾獎得主弗里德曼。他常常在報紙上寫小豆腐塊文章，“直話直說”，把自己的經濟學智慧對全無專業訓練的“白丁”解釋得一清二楚。教育券的改革，就是他這么一手推動的。
張維迎的問題不在他的思想，而在于他對付不了活的社會。除了經濟學，他對別的事情似乎了解不多。比如兩年前他參與推動的“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運動，把一流大學當成研究性大學，把博士課程看做衡量一個大學的尺度。這無非反映了他自己出去時關在研究院里讀書、對人家的本科生教育一知半解，只能抱著“研究”不放�，F在他又來了，企圖把博士班里學來的東西用在政策制定上，還自以為是“科學”。這不叫“科學”，這是“政治”！可惜，后面這一點，他的博士課程里沒有教的，他也不知道怎么辦好，只有一肚子委屈：自己占理怎么不得人心？
張維迎抱怨“主流媒體對不同意見完全不報道，一點不同的聲音都沒有”，卻為什么不費點心思對公眾解釋自己的主張？這次他放出“改革使得相對利益受損最大的應該是領導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來是農民”的話來，其駭人聽聞的程度和何祚庥的“誰要你不幸生在中國”幾乎可以同日而語。但他至今不屑于解釋澄清。那你還指望公眾支持你嗎？
“自由派”的牢騷，其實反映著他們的一個根本困境:他們自以為要建立一個自由度越來越高的社會。但是，他們的心理積淀，還是前蘇聯式的知識精英主義和中國傳統“為王者師”的士大夫精神的混合物，并對此沒有自覺。這樣的心態，使他們不適合在一個大眾化的自由平等的社會中生活。隨著改革的展開，他們必然感到自己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
天下沒有強迫的“自由”。自由市場，是建立在大多數人自愿參與的基礎上的。如果你甚至不能說服人們按你制定的游戲規則來玩，乃至必須使用強制手段，這還叫什么自由經濟呢？張維迎們應該想一個基本問題:是用自己的經濟學訓練參加公共政策的制定，還是回到書齋當一個純粹的經濟學家、搞“科學”研究？如果選擇后者，我相信張維迎可能成為一個優秀的經濟學家。畢竟現在中國幾乎已經沒有老老實實呆在書齋里的經濟學家了。如果選擇前者的話，那就要學學怎么跟公眾對話。
(作者系旅美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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