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繼學：新型農民在經濟學意義上就是農商

　　巫繼學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一時間成為最為熱門話題，也成為今年“兩會”的一個重要議題。從人本經濟學的角度看問題，我以為建設新農村最終必然落實到造就新型農民上。人是經濟活動的主體，是三農的出發點與歸宿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如果不能實現農民自身的轉變，沒有現代化的新型農民出現，那新農村的建設是不踏實的，甚至說可能成為一

句空話。

　　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今年1月25日進行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指出，進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一惠及廣大農民群眾的民心工程，離不開培育和造就新型農民。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應著力在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造就一大批具有一定專業技能、較高思想道德水平和和良好現代文明素養的新型農民上下功夫。今年中央一號文件給新型農民給出了三個界定，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并承諾，為培養造就新型農民，國家將擴大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實施規模，各級財政要將農村勞動力培訓經費納入預算，發展農村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

　　那么，什么是現代化的新型農民？在我看來，就是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新型“農商”。所謂新農村運動，同時也是一個農民從傳統農夫到現代農商的培育成長過程。傳統的農民是農夫，農夫與自然經濟相契合，日出而作，日沒而息。生產的產品主要用于自己消費，是一種典型的自然產品經濟。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昔日的農夫變成了集體經濟式生產隊成員乃至公社社員，然而，他們的勞動產品依然不是商品，是計劃產品。所謂賣公糧，交余糧，剩下的分口糧。這個時期的農民依然是一個農夫，從自然產品經濟轉變為計劃產品經濟，這樣從個體農夫轉變為集體農夫。而農商則不同，是一個新的范疇，它是現代農民的經濟學意義表述。農商反映了一個新的經濟關系，一個以通過市場配置資源，以需求指導農業生產又以新產品引導市場，并以商業活動為舞臺的新生產者。

　　1987年，我在以色列國家DSC發展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時，國際著名農業經濟學家拉南•威茨(Raanan Weltz)送給了我一本他寫的書：《From Peasant To Farm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中譯本《從貧苦農民到現代新型農民》，展望出版社1990年版)。這是一本享譽國際并流行相當廣泛的有名著作。講到拉南•威茨，就等于講到From Peasant To Farmer。本書以南美、非洲、亞洲、西歐諸多國家土地改革實踐與地區綜合發展為實證，論述了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發展過程中農民內涵發生質變的過程：即從小農經濟條件下的農夫向現代化農民或者農場主的轉化過程。這一過程后來在許多國家特別是韓國的新農村運動中得到印證與豐富。這一過程，實際上是包含了兩個主要轉化內容：一是隨著生產力的提高，農業生產工具的現代化，科技在農業上的應用，小農經濟、產品經濟向規模經濟、商品經濟的轉化；二是基于上述基礎之上的傳統的農民向現代農商的轉化。我們在將該書翻譯成中文時，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書名From Peasant To Farmer如何譯？經過多次斟酌(包括與作者的切磋)最后對應為從貧苦農民到現代新型農民。從今天的觀點來看，我似乎恍然大悟，這個翻譯確實不夠準確。今年2月在鄭州召開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研討會上，我對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研究所所長張曉山教授說，以我今天的理解而言，From Peasant To Farmer的翻譯為“從‘農夫’到‘農商’”比較接近真實與原作者的意圖。張曉山作為拉南•威茨的弟子，以他對作者原著的理解，認同了我的新近看法。

　　從更廣的視野來看，注重培育和造就新型農民，也是形成良好的社會風貌，進一步完善村民自治機制的需要，同時也是建立和諧農村的基礎工作。中央

　　在以往的經濟實踐中我們似乎已經看到了一些希望。因為在過去的二十多年經濟體制改革中，大量農民工外出打工，開闊了視野、提高了素質，已經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者。外出務工的農村勞動力，大多年齡在16-35歲，受過初中以上文化教育，各方面素質基礎較好，是農村中的“精英”。從相對封閉的農村走向比較開放的城市，在與現代化大生產相融合的過程中，提高了他們的組織意識、生產技能；在與現代城市生活相融合的過程中，開闊了他們的人生視野、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在積累了一定的資本和經驗以后，不少人萌動了創業的沖動。他們有的在落腳地成了當地企業的骨干，有的自立門戶當上了“老板”，還有的人，一旦時機、條件成熟，就帶著資本、技術和多年形成的商業網絡，回到自己的家鄉經商辦廠，擴大非農就業，發展當地經濟，成為播向家鄉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文明的種子，以一種新的方式回報家鄉父老的養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