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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建言■武力
近期國家發改委有關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調查所得出的收入差距過大會影響社會不穩定的評估，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在改革開放的27年來，在人民收入普遍大幅度增加、城鄉居民生活顯著改善的情況下，為什么收入差距的擴大會引發如此強烈的普遍的不滿，是有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原因的。下面就從三個方面談一點自己的想法。
收入差距擴大到如此程度，是在高度平均基礎上短時間內完成的
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收入分配制度經歷了一個長期多變的過程。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后，在完成民主革命三大經濟任務的同時，也確立了在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基礎上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低工資、多就業”和“勞動致富”的收入分配政策。1953年以后，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導下，我國開始向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過渡。到1956年底，我國就基本上完成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城市，建立了以國營經濟、集體經濟為主體、包括少量個體經濟的所有制結構，絕大多數就業居民變成了國家企事業單位的職工或集體企業職工，其收入完全被納入國家統一規定的工資體系和級別中。當然，還有大量的隱性收入和福利（如低廉的房租、公費醫療），以及毫無失業的后顧之憂。
而在農村，以家庭經營為特征的個體農民，經過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形成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集體經濟，農民作為集體經濟的成員，也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兼顧平等的分配體制，由于人的體力差異有限，因此社員收入的多少，固然與其勞動能力和工作時間的多少有關，但是更大的影響因素是國家的分配政策和本集體生產經營績效，地區與地區、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收入差距可以很大。社員在集體經濟內部，實行有限的社會保障。就全國來說，還產生了一個較大的收入差距，這就是城鄉之間的差距。自1961年嚴格實行了城鄉分隔的戶籍制度以后，城鄉居民之間的流動就被國家嚴格限制，城市居民享受到大量的國家生活補貼。因此，分析改革開放以前的居民收入水平和分配制度，還應該考慮到國家、單位、集體所提供的隱性收入。
總之，從1953年開始，我國選擇了傳統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僅僅用了不到一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就基本完成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底，我國所有制結構已從過渡時期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轉變為幾乎單一的公有制經濟，按勞分配也成為我國收入分配的主要甚至惟一的方式。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進行的第一次全國工資改革，對企業、事業和國家機關的工資制度進行了統一改革，直接以貨幣規定工資標準，取消了以前的工資分制度和物價津貼制度。實現了多種工資形式向單一工資制度的轉變，使全國工作人員的工資形式趨向統一。在機關和事業單位建立了職務等級工資制，工資標準分30個等級。在企業統一了工人工資等級制度，企業工人分8個技術等級，一般實行八級工資制；工程技術人員的工資標準分18個等級。同時，根據各地區物價和生活水平，規定了11個地區類別。也就是說，只是根據各地的物價和生活水平不同稍有差別外，全國的城市居民工資標準幾乎是一樣的。此后，從1956年直至1978年，只對工資進行過數次微調（據不完全統計為七次，其中四次為工資升級，另三次為降低工資標準），之所以稱為微調，因其是局部的和程度低的。
導致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因素是工薪之外的要素分配和部分人失去勞動機會
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國基本上是單一的公有制經濟，只有微不足道的城鎮個體經濟。因此從收入分配方面講，農民除國家允許的有限的家庭副業外，以工分為主要收入來源，而城鎮職工的收入來源則是工資和國家及單位提供的福利和隱性補貼。但是，這種單一的按勞分配格局，在改革開放以后很快就被打破了。首先是城鄉個體經濟如雨后春筍，迅速成長，他們的收入包含了勞動、經營和資本三個要素收入。
在我國經濟由傳統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收入分配領域中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生產要素市場化。
市場經濟按效率分配的原則是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合理拉大的基本原因。目前，我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實行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方式，這種分配方式引進了市場競爭機制，允許資本、技術、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因此，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企業和不同個人之間由于經濟發展狀況、自然條件和競爭環境的差別，以及個人稟賦的差異，收入差距的存在和擴大就成為難以避免的現實。它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必然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至今，我國始終處于一個經濟和社會轉型期，這種轉型，既包括經濟體制由過去的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向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市場經濟轉軌，也包括工業化帶來的由落后的二元經濟向現代經濟轉型，還包括與上述兩個轉型同時發生的包括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的社會轉型。這種劇烈深刻的社會轉型，必然導致在新舊體制銜接方面出現漏洞和暫時無法界定領域，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也同時為增加收入創造了大量的機會和領域，這些都為社會收入分配方面產生灰色、甚至黑色收入提供了環境和溫床。例如上世紀80年代價格“雙軌制”導致的“官倒”現象，90年代以來的股市、房地產、國有企業改制所導致的“暴利”階層；因稅制不健全和征管不力（成本太高）導致的“合理避稅”和偷漏稅行為，以及貫穿整個改革過程的“以權謀私”、利用國家資源和壟斷行業謀取集團和個人收入的腐敗或“搭便車”行為。這些都使得改革開放以來的居民收入來源，不僅有正當的要素收入、經營收入、風險收入、利息收入等，還有許多灰色收入和違法違規違紀收入。其中引起老百姓強烈不滿的主要有三個部分，一是國家公務員利用職權的“尋租”行為；二是利用各種手段侵吞國有資產的“權貴私有化”；三是企業主違反勞動法，依靠壓低、拖欠工人工資、延長工人勞動時間、不提供必要的勞動保護條件等方法牟取暴利。這些都屬于非法收入。
在上述少數人收入以令人吃驚的速度增加的同時，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不僅有大批原國有企業的職工下崗或失業（包括工齡買斷），而且在職的職工也失去了過去所擁有的隱性收入和社會福利，如教育、醫療、住房的低價供給。與此同時，市場經濟必然要求在城市里有一個產業后備軍，加上中國的人口壓力，完全依靠市場經濟機制是不可能實現充分就業的，因此，除農村外，城市也同樣存在著大量不能充分就業的人口。這樣一來，在少數人收入暴增的同時，也有少數人的絕對收入雖然增加，但必須支出增加得更快，從而陷入新的貧困中。其實，上述國有企業工人因破產、結構調整或因減員增效而下崗或失業，更多的原因不是這些職工本身的不良表現，而是過去的體制或者經營管理者的不良行為或失誤導致的，后果不應該完全由工人承擔。
關于緩解收入差距過大問題的三點建議
要緩解這種收入差距過大化的問題，首先需弄清楚其產生的原因。我們知道，市場機制、法制不健全和政府沒有發揮應有作用是收入差距過大的三大原因。因此要對癥下藥，我建議也應該從這三個方面采取有效對策。
一是逐步完善監督機制，盡可能地杜絕非法收入，特別是杜絕國家公務員的“尋租”收入，私人侵吞國有資產、資源和收入；企業主非法獲利。
二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市場經濟制度，盡可能消除依靠權力壟斷資源、壟斷市場、壟斷行業或者限制別人進入而獲取高利的妨礙公平和自由競爭的行為。
三是打破“市場經濟萬能”的神化，充分發揮政府彌補收入分配方面市場失靈的作用，通過實行國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來縮小社會收入差距。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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