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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分化問題最近又被推到輿論的前臺，并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繼任志強“窮人區、富人區”的“高論”引來一片嘩然與爭論之后，日前由統計局公布的2005年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我國貧富分化程度有所縮小(3月1日《中國證券報》)，新聞一出，人們再度嘩然。
貧富分化原本是一個非常沉重、敏感的話題，但筆者現在越來越覺得，如今它的社
會性有所淡薄，而娛樂成分越來越濃。暫且不論任志強當初是有意炒作還是隨口一說，也不論恩格爾系數能不能真實反映貧富分化問題，反正現在所有的爭論幾乎于事無補，倒是眾人的口水一次又一次地為一些地產明星免費作了“宣傳”。
而“貧富問題娛樂化”的潛在危害，遠不止于此。既然娛樂，就要有靶子，普通人自然難以有份，于是每每被推到前臺的，總是一些強勢的利益主體，就像具有“駭世之口”的地產明星們、引得眾人頻頻皺眉的一些行政部門等。這種群體性視線的上浮與集聚行為，按說很正常，然而在我國貧富分化程度已超過國際警戒線的現實境遇下，它只會將貧與富的距離拉得更遠，將弱勢群體的話語窘境推得更為拘謹。
“貧富問題娛樂化”更大的危害，在于其將貧富問題大事化小、避重就輕的傾向。其實“富人區、窮人區”問題的焦點不在任志強的個人道德優劣，也不在分區是否有必要，而在于如何分才能更合理，因為窮、富人分區本來是現實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統計公報問題的焦點不在于恩格爾系數是否真實、合理，而在于現實越來越殘酷———然則這一切卻往往被我們所淡漠。
如果說筆者上文提及的“娛樂化”是一種草根娛樂的話，話語權較重者“高層娛樂”的危害則更為深廣。試想，如果個別地方行政部門自個兒搞出來的粗鄙的統計公報顯示本地貧富分化減輕了，加上一些專家學者以各種理論作佐證，是否應當全城慶賀呢？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這是一種浸淫政績主義色彩并帶有明顯閉門造車特征的“學院式娛樂化”，也是我國醫治貧富分化沉疴最大的絆腳石。
我不禁想起了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上個世紀50年代初，他為研究東南亞一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在南亞與東南亞一帶一呆就是15年，終于在1968年寫出《亞洲的戲劇》這一舉世名著，并因此于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現實調查比眾口激辯更有說服力———這是岡納的精神財富———一個歐洲學者對亞洲貧困問題如此執著、務實的關注，身處其中卻安于“貧富問題娛樂化”的我們沒有理由不感到臉紅。
社會學者孫立平說，貧富分化使得社會大眾和精英之間的裂痕不斷加深，結構層面上的“上層階級化、下層碎片化”與行動層面上的“上層寡頭化、下層民粹化”特征將日益明顯。誰也不想看到一個“斷裂式社會”的出現，而根治這一膿包，首先應當削弱“娛樂化”的社會浮囂生態。
東方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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