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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25日清華經濟管理學院組織的研討會上，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發表了新的高見：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改革必須補償現有利益群體，否則改革就進行不下去。盡管與會許多人反對，但張維迎堅持認為，改革使得相對利益受損最大的應該是領導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來是農民。(2月27日《中國青年報》)
張維迎先生“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治學態度是值得贊賞的。但對于他這些或新鮮出
爐或回鍋另燉的高見，我覺得卻還有值得商榷之處。
“尊重既得利益”被張維迎先生稱作了“改革的基本前提”，這話不能說全無道理。合法得來的既得利益當然應該尊重，可對于通過非法或不正當途徑獲得的既得利益，也要尊重嗎？公眾對于后一種既得利益的獲得，難道就不能表示反對，并表達對其進行遏制的訴求嗎？
而張維迎先生所堅持認為的“改革使得相對利益受損最大的應該是領導干部”，顯然與民意更是不太一致的。廣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2002年對全市1000名各行各業的青年進行了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在青年人眼中，在改革開放中獲利最多的是商人、個體戶，其次是專業技術人員，第三是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員，而受到好處最少的第一是農民，第二是工人以及其他體力勞動者。在有關青年理想的調查中發現，公務員更是已成為青年人擇業的首選。人們認為公務員是改革開放受益較多的群體的理由是，“公務員不斷加薪，收入不斷上升，而且職業穩定，工作環境較好”。領導干部的地位還要高于普通公務員，從改革開放中只能獲利更多而不是更少。作出這樣的判斷并不難，因為當前有關福利待遇的各種制度安排，都還是官本位的。
當然，作為主流經濟學家的張維迎先生一直是“特立獨行”的，認為“學者要保持思想獨立，往往就要和民意對立”。那么，在他面前不提民意也罷。但即便如此，其說法就經得起推敲嗎？
如果以領導干部自身改革前后的利益作對比，且不必說事實是改革是讓這一群體的利益得到了整體性地增加，即便退一步，姑且承認領導干部的相對利益受損了，可這些受損的利益都是些什么呢？我們建設服務型政府、有限政府，減少審批權，的確是讓某些領導干部手中權力的“含金量”有所下降，但干部手中的公權是不能與私利劃等號的，如果是合格的、清廉的干部，則這種改革對其根本不會有任何影響。
如果以“相對利益受損不如領導干部大”的工人、農民為參照物來對比，顯而易見，領導干部們的話語權并未因改革而缺失，而是非常強勢，遠非弱勢的工人、農民所能望其項背；領導干部們的福利在增進，除了不斷加薪以及社會保障非常完善之外，某些領導干部還能獲得大量灰與黑的收入，自非根本沒什么社會保障的農民可同日而語；領導干部下海有保留崗位、薪資水平不變的待遇，更非工人下崗之可比；領導干部們搞公車改革要用財政來贖買，而乘坐公車的待遇根本沒工人、農民們什么事……凡此各種，實在看不出其相對利益受損大在何處。
若非要咬定領導干部的相對利益受損最大，那么，這種相對利益也絕不是什么正當利益，只能是通過濫用公權搞權力尋租獲得的利益。這難道不是應該通過改革予以剝離的利益嗎？聲稱領導干部相對利益受損最大又有何意義？
改革必須補償包括領導干部在內的現有利益群體，否則就進行不下去，這話我倒覺得是其現實性，公車改革就是鮮明的例子。但問題卻在于如何補償，是由既得利益群體自己操縱來補償，還是在經過公眾投票批準后再補償。如果沒有民主的程序，那么，無論進行怎樣的改革大約都是很難獲得認同的。倘若不看到這一點，而去一味地鼓吹為既得利益群體進行補償，是有失理性的。
不顧公眾的感受，而大放厥詞，也難怪會與民意相對立。
(作者：孫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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