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中國會滑向貧富差距過大的拉美陷阱嗎

　　——訪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本報記者柏晶偉

　　最近，就公平和效率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一種意見認為，收入和貧富差距已經拉得太大，亟需縮小差距，應當把公平提到優先的位置，需要從稅收、財政、社會保障等方面

進行調整，防止差距擴大化；另一種意見是，發展中國家在結構轉型過程中，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可避免，而且在中國差距還會拉大。

　　對此，周天勇教授認為，從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與拉丁美洲發展的比較看，經濟發展的結構轉型階段，如果鼓勵創業、促進微型和中小企業的發展，中等收入的人口較多，因失業而貧困的人口較少，可以顯著改善貧富差別的格局。因此，創業、投資和充分的就業，是實現初次分配公平的基礎，在此基礎上，政府用稅收、財政和社保等方式，再進行分配的再次公平。目前中國不利于微型和中小企業發展的戰略、體制和政策如果不進行調整、改革和更新，勞動力過剩、城鎮失業和分配不公平的局面還會更加惡化。

　　拉美戰略失衡的后果：資金流程扭曲和就業容量狹小

　　中國經濟時報：2005年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們對社會的公平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許多學者憂慮，如果不采取措施，中國會步拉丁美洲一些國家收入分配不公、差距較大、貧富兩頭極端化的后塵。代表性的看法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現在就可以開始淡出，逐漸向“公平與效率并重”或“公平與效率優化結合”過渡。并且提出了從稅收調節、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建設社會保障、消除政府和強勢集團侵犯農民和城市居民利益等方面控制和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思路和政策建議。

　　對于城鄉、居民、地區等三大收入和發展差距拉大問題的解決，除了上述措施外，還有許多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討論。有的認為，要重點發展農村，控制城市化超速，來控制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有的還提出要反思市場經濟、國有經濟改革和鼓勵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得失，加大計劃調節力度，重振國有經濟，并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從而解決經濟和社會中的公平問題。

　　對以上討論與分歧，您怎么看？

　　周天勇：我覺得，關鍵需要討論的問題是：導致收入分配不公平，除了持這一觀點的學者們所說的原因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更深層和更具有主導性的原因？中國未來的經濟和社會，究竟實行什么樣的最主要的發展戰略、經濟體制和政府政策，才能最有效地控制住收入分配差距拉得過大，甚至有效地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為什么在結構轉型過程中，失業率低，收入差距拉得不大，并且得到了控制？而拉美一些國家為什么反之？在我看來，從比較研究的方法著手，需要討論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東亞國家和地區發展道路和體制與拉丁美洲一些國家發展道路與體制的不同。

　　中國經濟時報：請具體談談。

　　周天勇：拉丁美洲各國獨立后，也就是20世紀60—80年代，以計劃經濟、國有制大企業，或者私營大企業主導和優先發展重化工業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是一種不能較好吸收勞動力就業的體制和發展模式。而20世紀90年代至今，其由于微型和中小企業發展的環境不如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使其失業率居高不下，中等收入人口相對于東亞國家比例較小。

　　中國經濟時報：您的意思是說，當初拉美各國大企業不能吸納更多的人就業，微型、中小企業發育不足，導致中等收入下降。

　　周天勇：對。雖然各種不同產業和不同規模的企業，其資本有機構成不同，但是，一般來說，只有一定的勞動手段的投入，才能形成產業和企業和就業容量。因此，資金在特大、大型、微型和中小企業中的流動和分配，決定了各自創造就業機會的能力。

　　我想分析一下大企業主導發展、城市微型和中小企業吸收勞動力能力較弱格局下的資金和勞動力的流程。

　　首先，全社會的資金大部分向特大和大型企業流動和集中，往微型和中小企業流動的資金流量很小，甚至枯竭。由于民間投資、創業受到抑制，居民收入的儲蓄大部分進入銀行，或者資本市場，而偏好于特大和大型企業的壟斷性的銀行體制，以及偏好于企業規模的資本市場，又保證了居民收入儲蓄的絕大部分進入銀行和購買股票，資金通過銀行信貸通道和資本市場通道源源不斷地進入特大和大型企業。而個人投資和創業活動的不足，使居民使用收入的一部分，直接流入微型和中小企業的資金渠道不暢，加上壟斷性銀行和資本市場體制對微型和中小企業不愿意供給信貸，導致全社會流向微型和中小企業的資金實際上接近于枯竭。我們國家的情況是，在廣東、浙江、福建等地，居民收入儲蓄的一部分通過非正式的民間借貸渠道流向了微型和中小企業，促進了這些地方的投資、創業和就業。

　　其次，從勞動力流程看，特大和大型企業總體上擠出勞動力，微型和中小企業吸收勞動力的能力較弱，于是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被積累起來，并且城鎮失業規模越來越大。按照世界性就業規律，特別是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經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城鎮新增勞動力、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擠出勞動力，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動，其越來越多的勞動力，即65—80％的勞動力，要向微型和中小企業集中；但是，由于實際實行的是促進特大和大型企業發展，忽視、歧視和抑制微型及中小發展的戰略，特大和大型企業技術進步、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吸收勞動力能力較弱，甚至擠出勞動力，總體上，一般規律下其邊際勞動力吸納值也只有15％，特別是目前，其邊際吸收勞動力的能力目前在中國是負值，或者接近于負值；而微型和中小企業雖然吸收勞動力的邊際貢獻在90％左右，但是與勞動力轉移和就業供給壓力相比，按照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經驗，中國大陸目前微型和中小企業吸收勞動力水平幾乎低一半左右。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業水平太低，又使產業和企業不能理想地吸收勞動力轉移、就業和再就業。于是，在農村就業不足的剩余勞動力越積越多，在城鎮勞動力的失業問題則越來越嚴峻。

　　就業不足，大量失業人員不斷增加，自然會有貧富差距拉大的危險。防止貧富差距的關鍵是鼓勵創業和擴大就業。

　　失業和分配差距擴大：中國可能會滑向拉美陷阱

　　中國經濟時報：您談到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東亞國家和地區發展道路和體制與拉丁美洲一些國家發展道路與體制不同。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周天勇：在中小企業的發展情況不同。我們的研究發現，在東亞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結構轉型過程中，微型和中小企業發展較為充分，失業率較低，勞動生產率較高，職工工資和小業主所得分配的較多并增長較快；而拉美國家則以特大和大型企業為主，微型和中小企業發展相對不充分，中小業主相對較少，特大和大型企業所有者資本分配率較高，失業率較高，工資和微型及中小業主在ＧＤＰ分配中的比率要比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低。我給你看一張表。（見表1）

　　從拉美的發展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除了優先發展重化工業的進口替代工業化道路外，對于企業資本，特別是國外資本實行了國有化改革，但是許多國有國營企業效率較低，長期虧損，導致生產下降，使財政負擔加重，赤字猛增，并由于其壟斷地位使本國非國有資本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總的造成投資下降、資金外流。而且，在拉丁美洲一些國家中，創業和投資的政府規制障礙很大，嚴重影響企業的誕生和發展。我們再來看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工業領域中小企業和就業的比較。（見表2）

　　被研究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學者們所忽視的是，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業數量與在微型和中小企業就業的勞動力比例，與一國和一個地區分配差距的大小和貧富不均程度存在著很高的反向相關關系。在東亞上述國家中，除了

　　中國經濟時報：王小魯、樊綱等學者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先擴大后縮小的過程。這一規律似乎不適用您的研究。

　　周天勇：這種觀點是對的。但是，從橫向看，如果在同樣的發展階段上，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業多的國家和地區，不公平的局面可以顯著得到改善，其分配差距要比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業少的國家和地區小一些。

　　我想強調的是，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有各方面的形成原因，但是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業數量水平低，是為什么拉丁美洲一些國家比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貧富差距較大的最基礎和最深層次的原因。

　　中國經濟時報：學術界對經濟和社會發展道路上的“拉美陷阱”概括為：在傳統農業占很大比重的情況下，實行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戰略，優先發展重工業，借債發展特大和大型企業，微型和中小企業數量少，這樣剩余勞動力的比較優勢無法得到發揮，中等收入人口比例少，失業人口較多，貧困和絕對貧困人口較多，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農村的農民破產，到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在城市邊緣形成貧民窟；而較早的民主化進程，又迫使政府給大量的失業者、低收入者提供與國力和財力不相適應的社會保障；于是外債和財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貨膨脹嚴重，金融潛伏著危機，以致發生社會動蕩。您認為，中國會滑向這一境地嗎？

　　周天勇：我認為，在收入差距擴大方面，中國大陸目前的情況不能例外。腐敗、稅收和公共財政體制不當形成的問題政府可以逐步地改變。但是，在發展道路、體制和政策上鼓勵“做大做強”，并忽視和歧視微型和中小企業的發展，導致的最基礎和深層次的收入差距拉大，則是失衡的發展道路、管制和收費體制，以及對微型和中小企業歧視性的政策造成的。中國目前微型和中小企業就業比例比拉丁美洲高同階段可能要高一些，卻比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同發展階段上低18—33個百分點。我認為，如果不改變目前重視特大和大型企業發展，忽視、歧視和抑制微型和中小企業發展的戰略、體制和政策，中國在未來的發展中，缺乏相當數量的中等收入者，并且因大量勞動力的失業，低收入和絕對貧困的人口也將增多，在分配差距方面必定會像拉美一樣，陷入急劇擴大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