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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知興
如果說儒家的先天不足造成其在公共領域的誤用、濫用，在企業管理這個私人領域，儒家卻有可能發揮其潛力，成為中國企業家可以選擇的價值鋼筋系統之一。
國家的治理是公共領域，企業管理在原則上則屬于私人領域，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
出這個問題，因為它實在是太重要了。我隱約意識到它也許是打開儒家與政治、儒家與管理、儒家在中國的最終命運等重大問題的一個總關卡。
一開始寫這一組《論語筆記》的時候，我就意識到不是每個人都喜歡談論孔子，儒家與管理也不是每個人都喜歡的一對組合，尤其是年輕人，對一些傳統的東西往往有強烈的排斥情緒，根本沒有說理和辯論的余地。為什么儒家會讓這些人有這么強烈的排斥情緒？我仔細思考這個問題，其根本原因應該在于儒家在傳統中國被政治化、廟堂化、洗腦化的傾向，一個本來屬于私人領域的信仰問題，被越界用于公共領域，成為統治者的一個統治工具。
余英時指出，在儒家的法家化過程中，先秦儒家被叔孫通、公孫弘、董仲舒等人系統地法家化應該是這種越界的第一個階段。與儒家在南宋進入第二個繁榮期相對應的是，元朝統治者通過完善八股取士的制度，把大成于朱熹的理學再一次系統地法家化，儒家話語體系從此成為戴在中國知識分子頭上的緊箍咒，直到最后在外來的沖擊下，整個統治系統的徹底破產。
樸素的道德追求，自我超越、自我完善的動機，在任何文化中都是一種向上的、建設性的美好的力量。在中國，在統治者和包圍在統治者周圍的清客的陰險設計下，儒家卻被改造成統治者單方面要求被統治者服從、奉獻、犧牲的話語系統，發展成為一股全世界鮮有其匹、丑陋不堪的瞞和騙的力量�？鬃�、朱熹他們意料到了這種情況嗎？他們會思考為什么他們苦心經營一輩子的意識形態會無法逃脫這種被利用的命運嗎？
我比較儒家成為主導性的意識形態和基督教征服羅馬的過程，其中一個很大的區別是，基督教依靠他們的關于原罪、天堂、地獄的教化力量，經過近三個世紀的努力，逐漸征服了統治者。而儒家作為一種現世傾向，內向超越的價值系統，其實是一種非常早熟的、精致的信仰系統，可以在敏銳、慧心的文人階層產生強烈的共鳴，但與基督教顯得更原始、更本能的教義相比，在凡夫俗子、引車賣漿者面前，卻明顯缺乏一種宗教的震懾力。所以，儒家從一開始就幾乎注定是一種需要借助統治者的力量來推廣的意識形態，需要通過與統治者結盟來實現他們的內圣外王、德被天地的夢想。所以孔子要像落水犬一樣棲棲惶惶奔走于列國，朱熹也要念念不忘他“得君行道”的夢想。他們也許從來沒有想到過，從與統治者、與權力結盟的那一瞬間開始，他們就訂立了一個與魔鬼的盟約，他們使用的手段使得他們走向了原始目的的反面。他們播下了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
難怪孔子要慨嘆，“吾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了。既然如此，為什么還要在這里講孔子，講儒家與管理的關系？原因很簡單，政治是公共領域的事情，而企業管理卻是私人領域的事情。如果說儒家的先天不足造成了他們在公共領域的誤用、濫用、假用，在企業管理這個私人領域，儒家卻有可能在歷經錘煉之后，發揮出潛力，成為中國企業家可以選擇的價值鋼筋系統之一，支撐起中國企業大廈建設的重任。也許，這才是真正屬于儒家的時代。我回望儒家這兩千多年的歷史，歷經統治者的歪曲、篡改、斷章取義、李代桃僵，卻千古一脈，至今不絕，終于等到這個可以大顯身手的時代，對歷史發展的邏輯存有一種極大的敬畏。
很多在政治領域屬于極端化的做法用到企業管理上卻剛好是非常合適的手段，其原因也在于這個公私領域的區別。例如，批評與自我批評是讓很多人帶來不快記憶的詞匯，任正非在《華為的冬天》一文中卻強調：“通過自我批判，各級骨干要努力塑造自己，逐步走向職業化，走向國際化。只有認真地自我批判，才能在實踐中不斷吸收先進，優化自己。公司認為自我批判是個人進步的好方法，還不能掌握這個武器的員工，希望各級部門不要對他們再提拔了。兩年后，還不能掌握和使用這個武器的干部要降低使用。”
再如我們曾經痛恨過的“上綱上線”。郭士納在《誰說大象不能跳舞》中濃墨重彩地強調了IBM必須從以程序為基礎管理變成一個以原則為基礎的管理�！盀槭裁词窃瓌t？因為我相信，所有的高績效公司都是以原則而不是以程序來進行領導和管理的。決策必須由這種領導者來做出，他們理解企業成功的關鍵所在，然后把這些原則綜合實踐智慧、技能以及一種與當下環境相關性的直覺，應用于一個給定的情境。”
有學生問，上綱上線本身不難，只是誰來做裁判，判定員工的行為是否符合公司的原則？問題非常好。公共領域的上綱上線之所以是一個問題，其實正是因為這個裁判問題：你說我違反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的根本利益姓甚名誰，能給他打個電話確認一下嗎？自然不能，所以最終裁決只能來自那些自封的代表者。而企業根本利益的最終代表者卻沒這么復雜。誰？股東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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