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向東：如何改變經濟增長方式

　　寧向東

　　中國要想實現質變，必須改變經濟增長方式。而要想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則必須首先改變領導匯報工作的內容和方式。

　　2005年年底，中央電視臺評選中國10大法治人物，其中，唯一的機構獲獎者是中國法

律援助基金會。這個基金會的獲獎理由是它為弱勢群體打官司買單。陜西省山陽縣的一群礦工被請到了現場。這些農民工的年齡大多在30歲左右，但他們都因在私人礦山工作得了塵肺這種尚無醫治良方的職業病。記者對這個私人礦山進行了調查，發現這家礦山的工作條件之差令人震驚。農民工說：我們的生命不值錢，礦主只顧他們的企業和他們的經濟效益。

　　主持人問他身邊的一位礦工：你的病現在怎么樣？答：我現在已經是三級甲等了。再問：你有什么愿望？答：我們的愿望就是能到天安門看一下，看一下國旗就心滿意足了。

　　聽了這段對話，我被民工的話強烈震撼。他在自己的國家工作，他受到了同胞的侵害，他生活在死亡線邊緣。但他沒有放棄對祖國的認同，他要到天安門去，他要對祖國進行也許是最后的朝拜。我不知道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有多少錢支援類似的訴訟，而訴訟的結果也無非是對不良礦主進行一點經濟懲罰。如果對民工的殘害是個別行為，靠訴訟還可以解決問題，但如果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已經普遍受到威脅，我們就必須要在政策層面有所行動。

　　前段時間，李子奈教授在一次討論會上曾經提及這十幾年來中央關于“公平和效率”問題表述上的變化。為了寫這篇文章，我特意翻查了有關的表述，擇要羅列于下：

　　1992年，十四大報告指出：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兼顧效率與公平。既鼓勵先進，促進效率，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要防止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指出：個人收入分配要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要通過分配政策和稅收調節，避免由于少數人收入畸高形成兩極分化。

　　1997年，十五大報告指出：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保持社會穩定。

　　2002年，十六大報告指出：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

　　2005年，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加大調節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緩解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成員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

　　好一個“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在中央決議里面出現這個字眼，說明高層已經充分意識到了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的問題。但是怎樣落實呢？這需要政府部門到位的工作。但為什么這種到位的工作總是“千呼萬喚不出來”呢？

　　我們知道，在改革開放之初，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和制度環境決定了人們收益上的差距不大，也決定了人的行為往往保守僵化。為了鼓勵人們積極參與競爭，實現對于效率行為的追求，我們在政策上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與此同時，中國的宏觀經濟增長形成了以地方政府GDP競賽為核心的特定增長方式。這兩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則是放松了對于經濟行為的管制，只要能夠對GDP和稅收目標有貢獻，一些違法亂紀行為就可能得到官員的容忍。于是，這種以追求效率為主的政策十幾年執行下來的結果，就是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階層和不斷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于是，在改革開放26年之后，我們形成了車與軌之間的復雜關系。

　　具體來說，當列車已經跑起來之后，要維系它的高速和穩定，就必須按照車的要求來建設軌道，軌道的建設甚至可能不計工本。相反，如果要讓軌道的建設更加科學合理，則必須要將車速降下來，但這并不容易。

　　一位政府領導曾對我一針見血地說：中國要想實現質變，必須改變經濟增長方式。要想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首先改變領導匯報工作的內容和方式。我們雖然口頭上要求各級政府不要追求GDP，但在向上級匯報工作時，下級官員談的還是GDP和利稅，而不是為下崗職工解決了多少問題，犯罪率下降了多少。顯然，匯報的導向不變，行為的內容和思想方式就不會有大變化，我們的體制就很難從根本上發生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