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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鐘蘇
春節期間，深圳的商業中心東門地區屢屢爆發價格戰。于是，有言論說這是缺乏商業規劃的后果，結論是要加強商業規劃，避免價格戰。
價格戰為什么發生在年關，是因為大量年貨采購創造了大量商機，各商家爭奪利益到
一定程度就發生價格戰。價格戰為什么發生在東門地區爆發，是因為那里商賈云集，擁擠之下，你爭我搶，就激發價格戰。
政府官員眼中的商業規劃，無非是把商家分散，讓他們不要那么集中，和氣生財。殊不知，這樣做的結果是不僅無法形成商業中心，而且還對商家利益造成了直接損害。
各大商家拼命進入人氣集中的商業中心，其關于利益得失的盤算決不比那些政府官員和學者來得差。商賈云集于一地，當然有競爭，但更多的是羊群效應和洼地效應，這是產業集群的優勢。大量中小企業和機構之間的長期競爭與合作關系所引發的持續創新及其動態效率，是產業和企業競爭優勢的源泉。
與傳統商業模式不同，產業集群是通過眾多中小企業的專業化和網絡化合作實現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規模經濟降低了單一產品的平均成本，而范圍經濟意味著單一企業生產多種類似產品時平均成本的節約。
因此，商家密度極高的現代商業中心，對于消費者和生產者雙方都是有利的。對消費者而言，其優勢在于提供了更多選擇機會，降低信息成本和搜尋成本，從而可以獲得更多“消費者剩余”；對于生產者而言，則可以降低人才、技術、市場等信息成本，增加銷售，產生規模經濟效益，從而獲得更多“生產者剩余”，增進社會福利。
在經濟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更開放的全球市場和更快捷物流、信息流系統，在不斷削弱地理位置在企業競爭中的作用。地理位置似乎不再成為企業競爭優勢的源泉。但同時，一定地理區域的“產業集群”卻成為本地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依托，地理位置似乎又顯得更加重要。這一矛盾所構成的“地理位置悖論”，引起了理論界和實務界的極大關注。
如果沒有傳統的計劃經濟思維模式，在產業集群的意義上，針對價格戰而提出的商業規劃問題，顯然是無事生非！
“商業規劃”的觀點背后不乏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和氣生財”，中國文化是個以和為貴的文化，總希望大家一團和氣，茍且偷生。但許多事情是不能強求和為貴的，否則不僅自身利益無法保證，而且還無法改革整個社會經濟的諸多弊端，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的福利損失，影響社會進步。在自然界中，動物之間的競爭不會導致物種的滅絕，反而是促進各個種群繁榮成長的動因。
20世紀中葉興起的博弈論徹底改變了微觀經濟學的基礎。市場機制的資源最優配置功能是通過市場參與者的各方博弈體現的。市場博弈是市場參與者討價還價、勾心斗角乃至價格戰的過程。價格戰是市場博弈的一種較激烈的形式，但可能導致資源最優配置，也即經濟學上所謂的“帕累托最優”。
旨在阻止價格戰的另一個出發點是保護生產者利益。在中國，長期以來形成的觀念是，生產者利益是首要的，消費者利益倒在其次，因此如果生產者受損，即使消費者受益，也是不應該的。
社會福利乃是消費者剩余與生產者剩余的總和。如果制止價格戰的目的在于保護生產者利益，則這種保護必然導致生產者之間競爭不足，無法真正實現優勝劣汰。推而廣之，這種保護生產者利益的做法實際上是保護落后。政府機構必須改變寧愿犧牲消費者利益也要保護落后生產者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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