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市場化改革應成十一五時期一項重要任務

　　陳雨露

　　未來15年，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將從制度變革為主，轉向技術變革為主。“十一五”時期尤為關鍵。一方面要維持制度變革的強勁動力，另一方面要有效啟動以創新為主導的技術變革過程。在這一重要的轉接期，避免經濟出現較大波動就成為亟須警惕的問題。

　　誘發經濟波動的潛在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全球經濟失衡中的無序調整和貿易摩擦。雖然世界經濟發展的速度相對穩定，但是國際經濟失衡的問題卻日益加劇。作為國際經濟社會引擎的發達國家進入全球化時代后，經濟表現難以令人滿意。新世紀后，情況不僅沒有改善，反而進一步升級。主要體現在：美國財政收支和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雙赤字”居高不下，歐洲各國的經濟增長普遍緩慢和日本遲遲難以實現經濟復蘇。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東亞等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其中，中國和印度尤為令人矚目。

　　貿易出口在推動我國內需發展的三駕馬車中的地位相當重要。但是，出口和外匯儲備持續過快的增長也是導致我國經濟波動風險的潛在因素之一。一些國家將全球經濟重新實現平衡的希望寄托于中國經濟的調整。2002年以來國際社會對

　　其次，通貨緊縮苗頭凸顯。總體而言，2005年的物價增長平緩，CPI雖然也出現過3.9%的增長，但大多數月份的增長都在2%以下，9月份0.9%的增長是兩年來的最低紀錄。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都沒有出現。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可能導致通貨緊縮的兩個因素在未來會越來越明顯，即生產能力過剩與需求不足的問題。

　　目前，很多產業的生產能力超過了需求，其中，尤以鋼鐵行業、電解鋁行業、焦炭行業和汽車行業最為嚴重。過度的投資是生產能力過剩的主要原因所在，但也有其他一些因素推動的結果，包括我國“入世”對國外直接投資的鼓舞；北京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等國家投資項目帶動了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化建設推動了住宅、汽車、高科技等產業的發展，帶動了投資的擴大。

　　供給和需求的不對稱是宏觀經濟波動的主要誘因。在生產能力擴張的同時，需求相對不足，造成了通貨緊縮的潛在威脅。目前，在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中，消費需求和出口需求發展受到的抑制因素越來越明顯。企業盈利能力萎縮較大地影響了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空間，并且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不到位，也抑制了城市居民消費支出的增加；農民增收困難抑制了農村居民的消費支出。未來消費增長出現了較大困難。人民幣升值，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放慢，以及許多國家對我國產品的反傾銷和抵制等因素將影響出口需求的進一步增加。

　　第三，投資重新過熱的風險。在接下來的五年中，要繼續警惕投資過熱的問題，防止由此造成的宏觀經濟大起大落。投資過熱的潛在推動力主要是：

　　“十一五”期間的幾件大事會成為推動投資過快增長的推動力，例如，2007～2008年黨政換屆，2008年北京奧運會等。奧運會會帶動相關產業鏈的建設；根據歷史經驗，“換屆”之際，各地基礎設施建設會出現擴張的沖動。因此，我們的政策重點應該是既要防止通貨緊縮，又要謹防新一輪經濟過熱，較好地調控2006～2008年可能出現的“大落和大起”，從而為21世紀第二個十年經濟的平穩增長創造良好的條件。

　　另一方面，以

　　當前，銀行體系中數萬億元的存差意味著流動性過剩。這些流動性中更多的是來自于企業部門，即企業存款超過企業貸款的規模。巨大的流動性隨時可能轉化為社會投資，成為點燃投資過熱的“導火索”。因此，如何消化過剩的流動性是“十一五”時期貨幣政策的重要任務之一。

　　生產要素非市場化是宏觀經濟波動的重要原因。

　　“十一五”時期，宏觀經濟波動的風險仍然較大，體現在內外經濟的很多方面，但歸根結底，造成波動的隱患卻是要素(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市場化改革的滯后。

　　首先來看土地市場。土地管理制度和土地產權制度的不健全是我國出現投資周期性過熱的根源之一。例如，2004年，房地產價格飆升帶動了鋼材、水泥等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引發了宏觀經濟波動。其中，地方政府不當配置土地資源所導致的土地價格上漲是深層次的原因。1994年實行的分稅制改革將地方政府的一些財源轉移給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銳減；但與此同時，地方政府的職責范圍卻幾乎絲毫未變。在政績考核的壓力下，地方政府只得千方百計地擴大收入，土地批租就成為重要的來源。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性手段廉價征用農村土地，轉手以壟斷價格出讓給

　　資本非市場化是宏觀經濟波動的另一潛在隱患。資本市場化配置是保持經濟穩定的機制之一。通過市場的優勝劣汰功能，資本將提供給那些利潤率最高的企業；而生產成本高、技術落后或者沒有市場的企業，只能退出市場，從而提高了經濟運行的效率。然而，長期以來，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個固有觀念在我國當前的市場經濟環境下依然根深蒂固，那就是，為了維護經濟和社會穩定，政府必須嚴格控制社會資金的規模和流向。最初，國家是通過控制財政工具來實現這個目的的；此后，在放權讓利的改革背景下，財政配置資金的功能逐漸消退，國有銀行的地位日漸增強，成為國家建設和國有企業運轉的主要資金供給者。隨著市場化的推進，國有銀行的問題不斷顯露，銀企關系緊張，不良貸款攀升，中央政府轉而將資本市場作為控制資金配置的重要工具。但是，無論財政主導的融資體制，還是國有銀行制度，抑或資本市場制度，都是國家為國有企業融資的工具，其規則制訂都是為國有企業量身定做的，而民營企業卻很難通過這些渠道獲得所需的資金。于是，國家對資本配置的控制導致了資源錯配：經營效益差的國有企業不斷獲取，并不斷侵蝕著大量的資金；而民營企業即使擁有先進的技術、管理方式，也很難獲取支持其做大做強的資金。資源錯配導致了經濟運行效率低下和潛在的不穩定性。

　　總之，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價格的非市場化干擾了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正常運行，形成宏觀經濟波動的潛在風險。因此，要素市場化改革應當成為“十一五”時期的一項重要改革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