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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證券報 葉檀
從外資金融機構參股中國國有銀行、決策部門提高QFII額度，到近期國際風險基金熱衷于參與國企改制、投資重型機械、水泥等實業領域，近幾年外資進入面廣而量大，有論者稱之為新洋務運動。
把國際資金流入中國市場、參與中國改革的過程比做"洋務運動"，并不恰當。
發端于百余年前的洋務運動，是在西方新興工業國家的軍事與經濟的巨大壓力下，由當時的中國政府內部一些官方人士發起的"自改革"努力，肇始于軍事工業，進而延伸到新型工礦業、交通運輸、教育等領域，以官辦為本，只談技術改造、資金來源、公司業態的外在模仿，不觸及制度。而目前外資大量進入我國，則是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融入世界經濟的主動選擇，其內容遠超出技術、經濟業態等表象上的摹仿，更有對于以落實產權和建立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為主的經濟發展的制度路徑選擇的含義在內。兩者不可同日而語。
如果非要將此輪以徐工等大型國企和以中資銀行對外資的開放視作新洋務運動，那么，這一輪運動成功的標志就是，是否能以犧牲部分市場的方式，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使得產權找到最終的擁有者，讓國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化的主體。
正像筆者曾經撰文指出的那樣，判斷徐工此次重組改制能否成功，凱雷所帶來的資金量并不是主要依據，我們更應該關注凱雷能否像摩根等基金那樣，在進入蒙牛后重組企業的法律結構與財務結構，并幫助蒙牛在財務、管理、決策過程等方面實現規范化，幫助企業設計一個能被股市看好的、清晰的商業模式，并最終成長為一家被國際資本市場所接受的、規范的、具有成長性的公司。有跡象表明凱雷正在向這方面努力，例如，為徐工與國際著名的重型機械公司之間建立合作的橋梁，董事會構成的巨大變化，也將為徐工帶來全新的理念與經營模式，但目前對結果下判斷還為時過早。
外資的參股在銀行領域已出現一些制度變動的跡象。以建行為例，通過外資參股導致的股權結構的改變，一系列推進國有銀行的法人治理的完善舉措，從董事會到基層網點操作人員的行政性收入激勵機制，正在建立的過程中。在美洲銀行協助下，建行集中力量推進零售銀行、全球現金管理、風險管理和信息技術等五大類共12個項目，以美洲銀行的管理理念，漸進地改變分支機構對現有權力和利益的依賴。這些公司治理結構的實質性演進，很難說哪些是外資參股帶來的益處，但不可否認，外資參股具有促進作用。
但這些成果可能是虛弱的。不管是徐工，還是建行，或者凱雷和摩根斯坦利，都面臨著一連串的約束條件。以徐工為例，到目前為止的幾次重組改制都由當地政府主導，其結果是徐工成為一個巨無霸的虛弱的實體，而不得不盡快尋求新一輪重組。銀行業同樣如此，如城市商業銀行的重組，經歷了國內民間資本參股的失敗，地方政府行政主導模式也未見起色，在資本金等硬性指標的倒逼下，使得國外金融機構入股甚至控股成為終選。
這樣逆向的倒逼式的選擇，突顯出以往在政府主導下國企的重組改制，這一表面上的市場化手段其實是虛假的市場化這一令人難堪的真相，也使得市場問題更多地與社會問題糾纏在一起，導致改革的環境并不寬松。
從外資所有者的產權硬性約束，反向進行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是目前新洋務運動的路徑。這一路徑能否成功，取決于約束的剛性程度，政府對于制度改革的決心，以及地方政府在本土企業與引進外資之間保持平衡的能力等一系列條件。雖說新洋務運動成功與否尚有待時間檢驗，但歷史經驗已經反證，不觸及制度的洋務運動不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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