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道生：改革的阻力只能是來自既得利益集團

　　邵道生

　　當今的改革究竟要防止“右”還是“左”，或是“右”和“左”都要防？這就要看對改革的干擾究竟來自何方，是來自“右”還是“左”，或來自“右”和“左”。我想，在這個問題上靠幾個“主流經濟學家”的想當然的不行，靠他們拍腦子的靈感一閃不行，若是因為為自己一伙人受了點批判憑而作出“報復性判斷”那就更不行的了。

　　那么，對改革的干擾究竟來自何方呢？正確的的判斷應該來自對客觀形勢的分析。

　　對此，我非常同意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最近對中國二百余名官員、學者、科研人員作的“二00五中國改革問卷調查報告”中的調查結果。即，當問及“制約中國改革攻堅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大約有五成專家認為是既得利益集團的掣肘；二成二的專家認為是缺乏改革的高層協調機制。我也非常同意調查報告中的這樣一段話：“改革開放27年來，我國客觀上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體，其中最主要的是既得利益集團和弱勢群體。既得利益集團既希望通過改革攻堅能夠獲取更多的利益，又害怕在改革攻堅中失去既得利益，因此他們往往尋找代言人宣揚其政策主張；而弱勢群體則對現狀不滿，與既得利益集團產生了新的矛盾，希望政府能夠改變這種狀況，同時弱勢群體的同情者則到處為他們疾呼。”

　　這個調查數據和分析明確地向社會發出了以下這些信息：

　　第一，哪一個群體在哪兒“制約中國改革攻堅”？調查報告的明確結論是：“既得利益集團的掣肘”。用我的話來說，他們是27年改革開放利益的最大獲得者。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就是在于在一些“具體改革”中改革“變了形，走了樣”，這是改革設計者在原先改革中沒有估計到的，盡管他們對其中的可能性發出了“危險性警告”，但是，利益的誘惑實在是太大了，少數的“有權人”和少數的“有錢人”搶占了社會利益的制高點，決不允許產生的“既得利益集團”終于產生了！

　　第二，“既得利益集團”的確是有他們的“代言人”，而一些“主流經濟學家”亦公開宣稱“經濟學家就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事實上，在少數人結成的“既得利益集團”搶占社會利益制高點、獲得利益的時候，他們的“代言人”的的確確是在利用他們的“經濟學的精英理論”在忠實地“宣揚其政策”，而且，這些“代言人”在當今改革的攻堅階段也一定會繼續“宣揚其政策”，目的呢？二個：一是希望在“改革攻堅”能夠獲取更多的利益；二是害怕在“改革攻堅”中失去既得利益。

　　第三，“弱勢群體”是改革開放27年中的利益受損者，譬如，主要有6000萬因改制而失去工作的“下崗工人”，4000萬在“農村圈地運動”中失去土地的“三無農民”。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一些“具體改革”發生“變了形，走了樣”，主要還是反映在這類社會階層利益的受損之中。一般來說，“弱勢群體”所不滿、反對的改革是讓他們失去工作、丟失土地的的改革，是讓他們“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的改革，他們最大的期盼是：“希望政府能夠改變這種狀況。”而現在的“胡溫新政”實施、執行的正是一個不讓改革“變形、走樣”的改革，是一個高舉公平、公正大旗的改革，是一個時時刻刻在維護人民群眾利益的改革，是一個讓全社會公民享受改革成果的改革，對此，“弱勢群體”的態度當然是支持、擁護，怎么會成為改革的干擾、阻力呢？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編造出來的理由實在是缺乏邏輯支持。

　　第四，“既得利益集團”財大氣粗，他們有足夠的“經濟資本”去尋找他們的“代言人”(事實上，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就直言不諱地聲稱：“經濟學家就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事實上有一段時間之中作為在主流媒體上“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聲音是非常強大的，基本上聽不到“弱勢群體”的聲音。所以，可以這么說，在“既得利益集團”和“代言人”之間的“聯系”是緊密的、捆綁式的。而“弱勢群體”呢？他們也想尋找他們的“代言人”啊，然而他們實在太窮了，“雇不起”為他們說話的“代言人”，他們的“代言人”都是社會一批自發的、沒有“報酬”的、完全是出于“義憤”的仗義執言之士，因而就出現了2005年的轟轟烈烈的“全民性反思”，目的呢？就是為了讓一些“變了形、走了樣”的“具體改革”改回來，就是為了讓改革更健康、更理性、更符合

　　總之，改革的阻力只能是來自“既得利益集團”及其他們的“代言人”， 哪種要防止“左傾化傾向”的論調不過是要將水攪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