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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飛
安徽省政府近日出臺規定，企業發生經營困難，一次性裁員超過本企業職工總數的20%或一次性裁員200人以上的，必須經政府批準后才能實施。(1月24日《新京報》)“看成敗，人生豪邁，只不過是從頭再來”，我們總是一邊溫習如此豪壯的老歌，一邊閱讀一個又一個悲傷的故事。若干年來，企業改革和名目各異的大規模裁員如影隨形，職工一直處于弱勢
地位。對于隨時需要“從頭再來”的職工而言，安徽省政府出臺的此項政策的確是一大福音。此項政策如果能夠得到認真的貫徹執行，企業職工和當地政府無疑將雙雙獲利：前者收獲權利的保護，后者收獲社會的穩定。
然而，“裁員200人以上須報批”并非最優選擇，其富有治標之效但缺乏治本之能。在市場經濟體制內，無論企業的產權結構如何，企業與員工都要以合約的方式確定雙方的勞動關系；而除了“賣身契”，合約中都應寫入有關解除勞動關系的條款，以明確雙方的權責。依據自由交易與權責對等的原則，締約雙方都具有解除勞動關系的權利，其前提是支付一定的代價。裁員和辭職都可視為一種毀約行為。當然，企業可以毀約，但前提必須是支付完合約規定的相應代價。
如果締約雙方的力量差距不大，合約的簽訂和執行都不會成為大問題。如果一方提前解約，雙方要么選擇“相互執行”，即坐下來談判，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最后確定毀約一方承擔多大代價；要么選擇“第三方執行”，即由政府相關行政部門或司法機關扮演裁判，判定毀約一方該承擔多大代價。不過，現實中常見的景象是：企業處于絕對強勢，可以毫不猶豫地讓職工承擔“改革成本”；而職工處于絕對劣勢，只能“從頭再來”。究其根源，乃是因為締約雙方力量的嚴重不對等，“相互執行”和“第三方執行”都不能奏效。
政府建立大規模裁員報批制度，似乎解決了締約雙方力量不對等的問題，但這種行政力量直接介入合約執行的方式隱患不少。報批制無助于職工力量的增長，實施報批制之后，職工依然是一盤散沙，除了期待政府審批部門為自己主持公道之外，還是沒有更多的現實選擇；只要裁員人數不超過200人或員工總數的20%，企業還是掌握著絕對權力。報批制賦予審批者大規模裁員的最終決定權，自然成為企業和職工競相爭取的對象；而只要企業與職工博弈能力懸殊的現狀存在，除非審批者個個都是道德上的完人，“報批”的結果才有可能不偏不倚。
報批制最大的風險是：審批者被企業所“俘獲”，企業的大規模裁員則因政府“批準”而獲得更大的權威性，職工除了要對抗雇主還要和政府審批者對峙，處于更為不利的境地。簡言之，政府行政權力直接介入且成為最終的決定力量，職工反而可能承擔更大的風險。
在市場體系內，“相互執行”和“第三方執行”比政府行政權力直接介入更符合市場運行的規律。因此，培育廣大職工的博弈力量，促使企業與職工之間形成力量上的動態平衡，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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