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反對國企MBO 國企不產權改革也可搞好

　　李慧/文

　　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先生對國有企業MBO提出質疑之前，國有企業的MBO改革是一片形勢大好，什么MBO改革是國際慣例，什么MBO改革促進了國企負責人積極性的提高，什么國企MBO大幅度提高了國有企業的效益，等等。盡管有著不同的群眾反對意見和諸多失敗的案例，但是，國有企業MBO改革和ESOP改革仍然在不斷地大踏步前行。直到郎咸平這個國

有企業改革的“局外人”的呼聲引起群眾的強烈呼應和“主流經濟學家”的反對，國有企業MBO改革中的各種問題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來后，國資委才正式發話，暫停了大型國有企業的MBO改革。

　　時隔不到一年，國資委又恢復了大型國有企業的MBO改革。盡管此次國資委開禁MBO改革比較慎重，并一再強調大型國有企業管理層可持股但不能控股，可是，依然引來一片比較激烈的抨擊聲。我們姑且不論MBO改革此次開禁后，效果究竟如何。我最想問的問題是，為什么每次改革政策的出臺和施行總是聽不到不同的聲音呢？對于改革這樣關乎千百萬人利益的重大事項，政策的出臺依據和流程究竟應當是什么樣子的？難道公眾沒有知情權和發言權么？我們大家都知道，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里，一項公共政策的出臺是極其慎重的，既需要有不同的聲音，更要使其流程做到公開、合理。

　　2001年諾貝爾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的記者采訪時說：“我認為，在任何社會，除了政府之外，都需要一個機構一種力量來監督、評價政府行為。這個監督機構應該給出多方面的建議，特別是與政府不同的聲音，這一點非常重要。但有些時候，有一種情況很危險，這個監督機構經濟學家的觀點與現實社會的事實不符。比如他們可以說不必太擔心失業率，但是，政府必須要關心失業率，因為政府有自己的責任，而這個責任對經濟學家來說，卻沒有意義。所以，專家與學者的學說理論上是成立的，但是，現實卻未必可行。”

　　然而，面對國內轟轟烈烈的“郎顧之爭”，有人卻輕描淡寫地說：“‘郎顧之爭’說到家，不過就是郎教授一次成功的舉報而已。” 郎咸平的勝利似乎是歪打正著，而顧雛軍的鋃鐺入獄也似乎是完全在意料之外。理由是因為郎咸平的說話太隨便了，比如郎咸平“信口開河，宣稱‘國企不進行產權改革也可以搞好’，‘非主流經濟學家’們隨即跟著起哄。” 與之相對應的是國內一些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也大多對郎咸平的觀點表示不屑。有些人不僅擺出“一付國有企業改革的時候，你郎咸平在哪里的質問口吻”，甚至拿出“國有企業改革成功了，我們‘主流經濟學家’是最大的功臣的架勢”，似乎任何人都對國有企業改革不能有發表意見的權力。

　　在這些自封為國企改革“權威”的人的面前，學術著作等身的郎咸平似乎連發言的權力也不夠，而郎咸平否定產權、MBO的觀點更可謂是“荒謬不堪，信口開河”。那么，郎咸平是否真的是“信口開河”呢？就拿“主流經濟學家”認為郎咸平所說的“國企不進行產權改革也可以搞好”的觀點來說吧，這種觀點并非就是信口開河。那么，所有制的問題究竟重要不重要呢？青島雙星總裁汪海是一個把產值不到800萬元的國有企業發展到資產40多億元的、成功的國有企業經營者，他在接受《中國經營報》記者采訪時坦言：“所有制不是決定一個企業命運的決定因素。”可見，那些“主流經濟學家”一直主張的所謂的產權改革并非就是絕對的正確有效的。

　　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但是，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并不就是治療國企病的唯一方法。湖南物資產業集團有限公司是全國首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企業之一，但企業改制以后反而出現了管理失控和巨額虧損等種種問題，后來企業撤消了董事會、監事會機構，只設立了黨委會和經理層，又使管理變得簡單有效，經營呈現恢復性增長。這說明產權改革也有失敗的例子，至于那些專家們普遍推崇的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國家計委投資研究所的一份調查報告則明確指出，國企股份制改造未獲成功。這份報告認為我國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嚴重滑坡，股份制改造并未帶來國有企業經營素質的整體改善，國有企業原有的痼疾并未改變。

　　這份調查報告將我國上市公司按上市時間分組，分別考察了1994年以前上市公司、1995年上市公司以及1996年6月前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考察的結果，上市公司效益下滑狀況令人憂慮。從最能反映經營素質的“凈資產收益率”來看，上市公司遞減速度之快出人意料，這標志著企業總體盈利水平、盈利能力呈逐年遞減趨勢：1994年以前的上市公司1994年年終的凈資產收益率為14.6%，到1997年底僅為4.85%；1995年上市的公司當年凈資產收益率為19.22%，到1997年下降到12.49%；下降最為顯著的是1996年上市的公司，1996年上市的公司當年凈資產收益率為21.99%，一年之后下降到11.99%，盈利能力一年中竟喪失50%。按股份制、國有、民營三種類型的企業比較看，民營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為13.95%，國有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為8.11%，而股份制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僅為7.79%。

　　西南證券研究中心對2001年6月以前公布年報及已招股的1138家公司近三年來的經營狀況統計分析后，也認為上市公司在籌資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盈利能力近年來持續下滑。到2002年4月30日止，深、滬兩市共有1173家上市公司公布了2001年度報告，這些公司平均每股的收益率和凈資產收益率分別比上年下降了32.84%和27.5%。深、滬兩市995家上市公司2001年上半年的平均凈資產收益率僅為1.37%。《2005年中國企業競爭力年度報告》顯示：我國上市公司的平均規模遠大于非上市公司，但是，從反映盈利能力的指標和資產運營效率的指標來看，我國上市公司的競爭力2001年前高于非上市公司，2001年后則低于非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可謂是現代企業制度建立最完備的中國企業了，也許這其中有上市公司初期“包裝”的因素，也不否認上市公司中有某些真正優秀的企業，但上市公司總體效益滑坡的確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國家計委投資研究所的調查報告認為，我國國有企業“股”而不靈的真正原因是上市公司并未如人們期望的走向公眾，絕大多數由不能流通的國有股和法人股控股的公司受不到股市的真正威脅，感受不到來自股東的壓力。許多依然是由政府任命的公司經理們勵精圖治的意愿不強，相當一批經營者重點追求個人高收入、高在職消費，同時，又以未擺脫政府的干預和控制為理由，推脫責任，轉嫁個人風險。

　　事實已經表明，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只是注重了形式上的改變，沒有在建立科學、合理的激勵機制和嚴密完善的監督約束機制上找到一套有效的管理辦法，而且，有的企業股份制還發展成了“關系股份制”、“少數人股份制”和“官商型股份制”，將一種有效的管理手段變成了“危險的股份制”。其實，中國股市存在投機和泡沫的現象本質，還在于制度的漏洞和管理缺陷。從1990年創始，中國股市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形成真正的投資市場環境，而卻造就了中國人做事情的投機心態，無論是政府、企業、券商還是中小散戶投資者，將一個規范公開的證券市場變成了一個沒有健全的商業理念、商業文化和商業意識的畸形產物，橫行市場的是由象中國的“球市”一樣的一種潛在的規則左右著市場，而不是正常的投資理念和商業運做。

　　統計資料顯示，在滬深兩地掛牌的上市公司中，連續13年實施現金分紅政策的只有萬科A一家。2005年，中國滬、深股市又創下了6年來的新低，引發了人們關于中國股市證券交易制度是體現政治制度，還是經濟制度的又一輪詰問。顯然，由于中國的股市證券交易制度始終受到政策的影響，例如財產權制度的確立與責任問題，舊的計劃體制和公有制的影響，監管措施與結構性障礙等等，導致中國的股市證券交易制度成為典型的政治制度的產物。在中國股市還有一種不容忽視的新生力量，那就是借殼重組的民營企業上市公司，這些民營企業借殼重組后的上市公司表現究竟如何呢？

　　《證券市場周刊》載文說，人們曾一度希冀民營企業介入上市公司重組，實現資源的優化，持久地提升上市公司乃至市場的整體水準，但是，該刊所作的大量統計結果卻讓人觸目驚心，民營企業上市公司比國有企業上市公司更糟，“重組玩虛的，炒股玩真的”現象竟然更加集中和嚴重地出現在民營企業借殼重組的行為之中。通過研究可以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借殼重組后的上市公司出現了業績的大幅下滑，與民營企業借殼上市之初所表現的大幅上漲截然相反。在這種借殼怪圈的游戲中，人們曾寄予厚望的民營企業勃勃生計已經蕩然無存了， 疑似謊言的資本運作，劣跡斑斑的券商和無力的監管制度已成為中國股市的三大毒瘤。

　　據人民銀行調查統計，截止2000年末，在工行、農行、中行、建行和交行五家商業銀行開戶的改制企業約半數借機逃廢銀行貸款本息。在這五家銀行開戶的改制企業為62656戶，涉及貸款本息5792億元，其中，經金融債權管理機構認定的逃廢債企業高達32140戶，占到改制企業的51.29%；逃廢銀行貸款本息1851億元，占到改制企業貸款本息的31.96%。鄧聿文先生在《規范國企改制杜絕國資流失》一文中指出，20多年來，在國有企業改革中，特別是大規模的國有企業重組中，國有資產流失比較嚴重。僅對1994年12.4萬戶國有企業清產核資調查統計，資產損失及掛賬就達4438億元；2002年，國家審計署查出由于違規擔保、投資和借款以及決策嚴重失誤等原因所造成的國有資產損失就高達72.3億元。

　　對這樣明顯存在的事實，難道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就能聽之任之嗎？公理和良心都跑到那里去了。難道“郎顧之爭”的本質就僅不過是“郎咸平一次個人的舉報而已”嗎？經濟學界流傳的一個“比較認可”的數字是，近年來，“國有資產每天流失1個億”，一年就是365個億。清華大學的魏杰教授從產權管理的角度評論說：“國有企業的董事長都是假的，這樣的股份制改造又有什么必要呢？”“虛假的產權”對市場經濟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其結果只能是給國家造成更大的經濟損失。事實表明，股份制改造并不是形式上的轉換，而是本質上的一種企業制度和社會管理規范，假如股份制改造僅僅是作一些形式上的轉換，而不是從根本上建立一種嶄新的企業運營機制，那就說明這種“改制”沒有任何意義。

　　近年來，社會各界對家族企業的產權制度評價尤甚，認為明晰產權就必須打破產權的家族化或一元化特征，但事實上世界500強企業中，有175家企業是家族企業。在中國的非公有制企業中，家族企業所占比重高達90%以上，家族企業的存在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現實，這就使家族企業內部的產權管理蒙上了一層感情的色彩。應當承認，盡管部分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就整個國有企業的改革情況來說，并未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尤其是在企業的市場核心競爭優勢和核心能力塑造上優勢并不明顯。所以，搞好國有企業絕不是一蹴而就、一勞永逸的短期改革，或者說是什么樣靈丹妙藥就能萬事大吉的，近年來，我們已經自豪地宣布國有企業脫困，但是，中國股市的殘酷現實卻提醒我們，國有企業建設始終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所以，香港學者對大陸國有企業改革的關注是一件好事情，不管他們出于什么樣的目的也好，或者他們發表意見的方式我們感覺上不能接受也好，但是，他們的的確確是有這個權利的，而且，我們不能夠強制他們按照我們喜歡的方式，或者是順著我們的意見發言。在這種意義上說，郎咸平重要價值在那里呢？重要的不在于他曾是跟隨者，而在于他一直是思想者；重要的不在于他的什么結論，而在于他提出的什么問題；重要的不在于他提的什么問題，而在于他提出的問題是在什么時候；重要的不在于他說過些什么言論，而在于他的言論激起的浪花；重要的不在于有多少人反對他，而在于有多少人支持他；重要的不在于反對他的是些什么人，而在于支持他的是些什么人；重要的并不在他說了一些什么，而在于我們應該怎樣辦。有這些重要和不重要的存在，郎咸平的價值就已經足夠重要的了。

　　從傳統的思維角度來看，我們講了幾千年的“天下為公”，并將其作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思想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實際上還是“天下不公”，做的還是一個“家天下”。原因何在？“天下為公”的說法本是源于《禮記》一書，但是，《禮記》上所說的“天下為公”是有前提的，這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它的原文是這樣說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所以，這里 “天下為公”并不是一個社會的行為準則，而是在一種前提——“大道之行也”下的必然結果，但是，我們后人斷章取義，只講“天下為公”對人們的要求規范，卻惟獨把“大道之行”這個最重要的前提條件忽略了，結果把“天下為公”的道德理想轉化成為一種個人的道德要求。“天下為公”只是講給別人的，輪到自己身上就只有“天下為私”的現實了，這就不得不引起我們反面的思考和探究了。

　　雖然說“天下為公”同樣能激勵后人的奮斗精神，但實際上卻將中華民族的盛衰興亡大業變成了既得利益之爭，變成了狹隘的、沒有明確公共利益目標的個人奮斗的哲學。因此， 如果沒有“大道之行”作為前提條件，就不會有“天下為公”的結果；如果我們只談“天下為公”的理想，勢必就會走向 “大道之行”的反面。這里“大道”實質上就是社會的公共意識、公共結構和公共管理。《禮記》上也明白說“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可我們就是對此視而不見，以至于千百年來釀成了一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的歷史格局，殊不知這一“分合”卻人民帶來了多少悲歡離合的痛苦，給社會造成了多么大的混亂啊！

　　古人對“天下為公”思想的理解是正確的，但是，在歷史的演變過程中，我們卻以訛傳訛的誤解了“天下為公”思想的真諦。《呂氏春秋·貴公》有云：“昔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 雖然“公”與“私”是相對的，但是，這里“公”的含義并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那種與“私”相對的含義，而是“道”的意思。或者說，我們要想完整地表達“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意思，而不是斷章取義的表達，就不能只說“天下為公”；我們必須反過來思維，即“道”在先，“天下”在后，因為假使沒有公共的事業和公共的管理，那又何來天下呢？所以，正確的表達方式應當是“公而始有天下”。“公而始有天下”才是“天下為公”的真正本意。

　　中央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上議事日程，說明中國已經從構建科學發展觀的大局上，對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有了明確的目標和方向。但是，構建和諧社會僅僅是一種理想化的目標而已，比之更為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種穩定有序的和諧結構與和諧發展的文化來保證和諧社會的目標，離開了這種穩定的和諧結構與和諧發展的文化，和諧目標只能是一種遙不可及的理想而已。究竟什么才是和諧的本意？所謂和諧就是將看似不可調和的矛盾，運用合理的手段與方法，使之得到圓滿的解決。而和諧社會就是將這種矛盾置于一種合理的行為框架之內，運用公共管理的手段將矛盾化解。因此，如果要問構建和諧社會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要大力提倡公共管理和公共秩序。

　　所以，當我們循著香港學者郎咸平的研究思路發現，他正是在對科龍、TCL等企業的研究中，發現了國企負責人利用MBO 方式攫取國家財產的不正當行為，進而針對中國股市的畸形現狀提出職業經理人缺乏信托責任的概念，并在一個更大的范圍提出社會公平和社會法制體系的合理建設的問題，特別是在清華大學發表的《資本主義精神與社會主義改革》演講中，郎咸平先生非常明確地談到了改革的方向和目標：“ 一方面要警惕馬克思所批評的‘原始資本主義’在中國借尸還魂，另一方面，更要以正確的改革思維強化改革的進程，而其原則就是回歸鄧小平，馬克思和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認為公有制與私有制是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重要標志，事實上這是我們對社會主義理論的過于簡單片面的誤解造成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最大的區別在那里呢？資本主義實際上是一種以私有產權為核心的公共管理體系，它的特征是資本至上和資本管理至上，它所依托的市場經濟就是一種經濟領域的公共的社會體系。社會主義也是要建立一種先進的公共社會服務體系，但是，社會主義是一種以公有產權為核心的公共管理體系，其特征是社會至上和社會管理至上，這種社會所依托的不僅僅是發達的經濟領域的公共的社會體系，最主要的依托是需要強有力的社會公共道德文化。

　　在社會主義社會，私有產權雖然不再重要，而主要產權雖然是公共的，但是，沒有強有力的公共管理體系，必然會對社會造成的是一種災難，早期社會主義建設的教訓就表明，生產關系太過超前，同樣也會對社會的發展起到破壞作用的。早期社會主義社會的繁榮與后期的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最大的區別在于：早期社會主義社會實行的是過于簡單的公共管理，或者是一種通過高壓政策達到的低水平的公共管理；后期的資本主義則通過高水平的產權管理和復雜的公共管理，將產權與社會公共體系建設融為一體，所以，創造了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經濟繁榮。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只有建立在發達的公共管理基礎之上，完全依靠人民大眾實施自下而上的改革方式，才能取得成功。

　　所以，如果對資本主義特征與社會主義特征做一個簡單比較的話，我們可以這樣說，資本主義是不簡單的產權管理，簡單的公共管理；社會主義卻是簡單的產權管理，不簡單的公共管理。現代化的核心是公共管理的現代化，其核心是文化體系的建設和約束行為的組織化。曾經擔任聯合國發展計劃委員會副主席的匈牙利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內提出了“短缺經濟學”的理論，他認為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各個經濟發展時期都存在著不同的短缺，而社會主義普遍和長期存在的短缺現象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政策的失誤，而在于使企業預算約束軟化的社會經濟關系和制度條件，實際上科爾內所指的就是相應的社會治理結構和健全的公共管理體系。

　　幾千年來，由于中國人很少在結構方面上下工夫，所以，社會公共結構和公共管理是我們最弱的一塊“短板”。應當說，我們過去主張“天下為公”倫理道德思想，出發點和用意都是好的，也確實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天下為公”卻在中國漫長的歷史沿革中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這些人都打著“天下為公”的旗號，自稱是代表民眾的利益，維護的是所謂的正統的國家統治，實際上卻是把天下歸為己有，盡干的是與“公”無關的勾當，因而，它并不能成為我們社會普遍的道德行為規范。這種所謂的“天下為公”主張，是與我們今天構建和諧社會的治理結構思想體系相矛盾的。

　　一個什么樣的國家才能被稱為大國？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一書中曾提出四個判斷標準：一是經濟發達；二是軍事強大；三是科技雄厚；四是文化上富有吸引力。中國要想成為在世界上一個有影響力的大國，這四個方面缺一不可，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上要有足夠的吸引力。所以，我們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主張，就是要使政府的工作重心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向 “以建立公共管理體系為中心”的目標，并最終實現建立“卓有成效的社會公共管理體系”，形成“文化的吸引力與號召力”。就是要讓過去大政府的管理讓位于大社會、小政府的管理模式，就是要讓一統天下、大包大攬的政府管理讓位于大公共管理體系的管理模式；就是要用良好的社會治理結構和規范的公共管理，促進和引導經濟的良性循環發展，在此基礎上形成一種與時俱進的新的文明，使之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的真正強大的推動力量。

　　因此，社會公共管理體系的建設是至關重要的，甚至超出了經濟建設本身，而和諧社會的建設圍繞的中心實際上就是講公共管理體系的完善和規范。公共管理是一種有組織的社會行為規范，目的是建立社會公平。公共管理的結構包括社會管理、政府管理和個人管理三個結構層次；公共管理的內容涵蓋了科學管理、文化管理與法制管理三個層面的內容，這三個結構層次和三個層面的管理內涵，最終使公共管理不同于一般的任何一門管理體系，因此，公共管理也稱得上是一種比較系統的大管理體系。我們現在習慣講“穩定”，但是，究竟什么才是穩定？歌舞升平就是穩定嗎？不是。到處指責就是穩定嗎？不是。穩定并不是整齊劃一的死氣沉沉，穩定最重要的是關注社會的動態發展和社會管理的水平，保持穩定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能保持平衡的結構。

　　社會主義不是暴力，而是一種先進的民主制度，盡管在后來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實踐中，這一理論曾被踐踏和歪曲，但是，它的民主性卻是不容質疑的，因為，消除階級矛盾、消除不平等的制度本身就是最大的民主，在社會主義的前面還必須加一個大大的“民主”二字，才能使人們永不忘記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我們過去常常把古人所講的“大同”單純地理解為一種絕對的統一，其實，古人所講的“大同”并不是一種絕對的統一，它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稱之為和諧的東西。構建和諧社會是古已有之的一種社會觀念，我們今天重新把構建和諧社會作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并不是我們現代人就沒有這種粗淺的意識，而是要站在一個新的高度賦予構建和諧社會以嶄新的內涵。因為至今我們呼吁了多少年要建立包括經營哲學、行為準則和人格追求在內的經濟倫理規范，始終是一種空中樓閣，中看不中用的擺設。所以，當我們認真地反向思考這些現象的時候，必須全面正確地理解中央提出的和諧社會本質。

　　由于缺乏有效的公共管理概念，政府的行政行為往往處在不公開的神秘行政狀態，因為只是對領導公開和負責，缺乏對公眾公開的行政和公共管理，因而，政府往往是辛苦做了事情，群眾還不理解，可一旦出現問題時，群眾卻在埋怨政府，導致政府與公眾之間的關系緊張和矛盾加劇。一個擁有完備的公共管理體系和價值體系的社會，不僅是對市場經濟的最高要求，更是市場經濟正常運行至關重要的保證。市場經濟并非是沒有任何約束的經濟，市場經濟必須要在完備的公共管理體系內施行，并在價值體系的約束下運行，國家的責任就在于從公義的角度協調社會的公共管理，并維護這個價值體系的有效性和權威性，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主要的任務。“公而始有天下”才是和諧社會的核心，也是和諧社會所普遍遵守的行為準則，也只有構建起完善的社會公共管理體系和健全的管理制度，才可能有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真正和諧發展的“大同”天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