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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時間，不斷接到群眾反映關于換發第二代身份證的收費問題：如有的地方收20元，有的地方收30元甚至更多。他們當中反映最集中的事情是，辦理第二代身份證，每一個到底應該收多少錢？國家是怎樣規定的？我查閱了一下國家發改委、財政部2003年12月30日公布的“關于居民身份證收費標準及有關問題的通知”，該通知明確規定，第二代身份證收取工本費20元，并出具有省市自治區統一印制的收費票據，不得擴大收費范圍、提高收費標準，或加收其他費用。這樣看來，國家規定的收費標準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只能收取工本費20
元。
那么，接下來我想知道的是，收取身份證的工本費屬于公共收費，涉及的人數以億計。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自1985年開始制發第一代身份證，累計達11.4億張，實際持證人有9.6億左右。
第二代身份證與第一代相比，最大的區別是采用了非接觸式芯片。這樣的一個身份證收費20元，這20元是怎么計算出來的？其成本是多少呢？我們知道，居民身份證的管理屬公安部門，公安部門的工資、福利等是國家支付，身份證的制作成本內應當沒有這方面的內容。還有，身份證是用來證明公民合法身份的，不是用來交易的，因此它不是商品，既不產生利潤，也不需要向國家繳稅。那么，這20元都包括那些費用呢？什么是工本費呢？這里最關鍵的一個“芯片”需要多少錢？在電子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這樣的芯片在這20元中能占多大比例？如集中采購數以億計的芯片，成本又可降低多少？還有群眾反映比較集中的照相費、人工費、制作費等，是否還要另外收錢？地方一些部門沒有明確的解釋，有的基層部門卻在20元外以各種名目多收費。這樣以來，本來不屬于商品的身份證，變成了在行政手段和法律推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下的、公民必須購買的“特殊”商品；本來不應當產生利潤的身份證制發過程，也有可能被一些人異化為牟利的方式。
其實，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類似身份證這樣的不向社會公布成本構成的公共收費行為，可以說隨處可見：如公路收費，只向社會公開收費標準，不公布計算依據，更不公布終止收費的時間；到醫院看病，僅掛號費，每位患者就要收取少則幾元、多則數十元，至于怎么計算出來的、為什么是這樣的標準？都不對外公布；還有我們不少人都經歷過的行車當中的超速罰款、違章停車后的拖車費等，一出手就是上百元甚至更多，雖然有據可查，但那種“自己制定，自己執行”的“自稱自賣”式的標準，怎么能令公眾信服！
對于公共收費標準的制定與出臺，不向社會公布成本構成，不經過聽證程序，反映出一些政府部門或壟斷行業的管理理念，仍然停留在計劃經濟階段的思維方式上，仍然把廣大群眾放在從屬的、被動的、單向的位置，這種觀念應當改變。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公共收費政策，應當進一步公開透明。這種透明，不僅僅表現在政策制定后的公開方式上，更應體現在政策制定的過程當中。這樣有利于得到多數群眾的理解和支持，也有利于避免或減少基層部門在執行中的偏差。
另外，我個人認為，隨著社會的進步和國力的增強，對于身份證、結婚證、戶口本等所有公民都需要辦理的、非營業性的公共收費，其費用應有國家負擔。因為2005年我國的稅收總額已突破3萬億元，這樣做既是我們國家強盛的象征，也是國家對納稅人應有的回報。
李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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