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破解改革之謎 改革的深層次任務是什么

　　李慧

　　為什么領先了世界幾千年的中國人沒能創造現代文明？為什么現代科學中的一切定律大部分與中國無緣？我們可以制造出美輪美奐的精美藝術品，能夠建成堪稱世界奇跡的萬里長城，創造出享譽古今的漢唐文化，但近代史上為什么我們卻屢受帝國主義列強的凌辱？這些問題一直是困擾著中國現代化發展方向的核心問題，不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中國的

現代化建設和中國企業的發展就會沒有目標，中國的改革就會失去方向，而這些問題的核心是要在研究中國的文化中找到最終答案。

　　研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歷程，我們是在“以開放求變化”，但是，開放的程度還不夠，變化的速度也依然受到各種封建傳統的影響，在中國那種封閉、畸形、壓制個性的文化中，任何先進的事物都有可能失去本來的光彩。客觀地說，社會的許多不正常現象并不一定是由政策本身所造成的，往往更多地是一些個體行為，包括具有一定權力的個人和某些小團體，由于受到不良習慣和行為的作用，受某些思想主導和不同的利益驅動而造成的，比如改革開放中隱蔽性的利益轉移問題、市場教條問題、權力經濟問題、資源分配問題、公共管理體系問題等。而且，這種個體(地區或部門)的利益行為一旦擴大到一定程度的話，就必然會嚴重損害到國家的利益和公共利益。

　　在某些要害部門或重點行業，這種行為甚至造成了新的社會管理危機，我們從每年的“

　　中國要發展自己的民族產業就要首先繁榮自己的經濟理論，用理論來指導實踐。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教授在接受《中華工商時報》采訪時指出：“我們沒有把一個社會長期的、可持續的發展以及建設和諧社會這樣的更高目標作為一個系統工程來設計我們改革的制度和政策。我們總是在一段時間里，讓一個目標壓倒一切目標，這樣做的后果是我們的改革出現了很大的偏差，一些利益集團已經建立起來，等我們要糾偏的時候才發現要付出的代價已經很高。”

　　其次，要發展新時期的人文精神。國學大師林語堂明確指出：“所謂文化不是指文明，是指比較無形的風俗習尚處世接物的精神表現。”他在深刻地研究了中國的文化后，指出：“孔學過于刻板，道學過于冷漠，佛學過于消極，都不適合西方積極的世界。”“中國人比西方民族，似乎少了一種奮發勇往邁進的生命力。” 真理永遠不會在庸俗、懶惰、自私、腐敗、愚昧、務虛、浮夸的民族一邊，對中國民族劣根性的認識是建立新文化的基礎。

　　法國經濟學家F·佩魯早在1987年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增長、發展、進步的關系中，文化價值起著關鍵的作用——文化價值是決定減緩或加速增長是否合理的基礎。……任何企圖使共同的經濟目標同他們的文化環境分開的行為，最終會以失敗而告終。” 意大利著名記者法拉齊也提醒我們說，她看到了一個已在變化的中國，這是在經歷了艱辛、許多折磨和許多痛苦后的中國人民應該得到的，但如果說這么大的變化僅僅是經濟的，而忽略了精神文化，那么任何變化都不會是真正的文化變化。她還告誡說：“不要模仿我們西方的錯誤和罪孽。我因為熱愛你們而擔憂。”

　　江澤民就文化建設深刻地指出，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民族精神，沒有高尚的民族品格，沒有堅強的民族志向，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努力建設中國的先進文化，使它在全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中間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與努力發展中國的先進生產力，使中國加入世界生產力發達國家的行列，都是我們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任務。未來世界的競爭是經濟上的競爭，誰在經濟上擁有實力誰就有發言的主動權；未來經濟競爭的集中體現又是民族文化和企業文化的競爭，誰的文化具有創造性、先進性和融合性，誰的文化就能領先，誰就能創造經濟上的奇跡。

　　現在很多人都談到拖延改革危害的問題，實際上，寅吃卯糧式的亂改革比拖延改革的危害更大，科學、謹慎、開放的改革才是最重要的。丁學良批評說：“中國的經濟學太熱鬧了，什么人都可以說自己是個經濟學家，什么問題他們都敢談，這說明中國的經濟學還遠遠沒有走到經濟科學的門口來，經濟學在中國還沒有成為真正的科學，嚴肅的學科一般不可能是鬧哄哄的。在過去很多年里，中國很多所謂的經濟學問題其實都不是經濟學問題，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首先要把經濟學當作一門科學來對待，而不能把它當做個人發財、出名和當官的路子。”丁學良教授指出的這些問題正是我們過去視而不見，但是，卻是一直干擾改革繼續發展下去的重要問題。

　　在研究過去的改革得失時，我們發現，實施社會改革措施既取決于理論上的可行性、實際上的收益性，同時也取決于實施過程中的每一項具體運作，甚至包括某些細節。在單純施行每一項改革開放舉措的時候，我們基本上忙于“造句”式的改革理論，而忽略了每一項改革舉措造成的觀念沖突、心態失衡、利益沖擊、生存危機、體制約束、市場困惑等復雜的變化過程。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所說的“國企改革成本全民負擔，利益少數人共享”的現象并不是不存在，也就是說，我們更多地是從經濟利益的角度考慮改革，而不是從社會公共管理和構建和諧社會的角度進行改革的總體設計。

　　改革不是單純的發展，而是一種創新的行為發展，在自然發展的情況下，和諧的問題并不突出；但是，創新發展的同時也必然是社會結構變化最劇烈的時期，社會的和諧矛盾問題就變得十分突出。所以，那種只看GDP數字，而不看實際效果的改革是要不得的，事實上一項改革能否取得成功不僅僅是目標問題，更重要的是現實與改革目標之間的過渡體制能否有效地發揮作用的問題，是如何解決因為創新發展造成的社會和諧問題。

　　發展與創新的含義是不一樣的。發展是一種漸進式的進步，而創新則是跳躍式的發展。從理論上講，我們國家不改革也會照樣向前發展，但是，改革卻是創新式的更快發展。一個國家的發展可能是偉大的，但是，這種發展并不等同于創新，所帶來的不一定是生活方式的改變和思維觀念的更新；而創新所帶來的卻是生活方式的改變和思維觀念的更新，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巨變更多的是因為創新帶來的發展，而不是本身經濟自然的發展，因此，創新對一個國家進步的意義更為重大和明顯，在這一點上說，全球化的重大意義功不可沒。

　　事實也表明，在中國的經濟結構從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為主，轉向依靠內需拉動市場增長的過程中，公共管理和社會保障體系等外部環境問題已經成為了決定企業改革發展的最重要的問題。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佐立克認為，中國加入WTO以后，盡管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在某些領域改革的力度仍需加強，在執行保護知識產權的法規方面并沒有達到相應的承諾。雖然在具體的技術層面上，企業發展的速度很快，可是在系統的理論研究方面仍然是中國企業的一項空白。假如對我們過去的每一項改革舉措進行系統“盤點”的話，我們會發現，它們往往是不連續性的和不能互相銜接的，因而，改革最終的結果就是“摸著石頭過河”。

　　就27年的每一項改革系統性地總結起來研究的話，我們就會發現，改革最核心的問題已經不是經濟增長的問題，而是，已經明顯地暴露出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構性矛盾以及傳統文化發展滯后的價值沖突問題，這是中國目前社會最大的矛盾。早在1980年，基辛格博士就明確地指出：“在國際資本登陸的時候，許多與資本來源地相聯系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組織治理方式也不可避免地會登陸。”資本市場的開放是文化變革的觸動劑，文化變革產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全球化、市場擴大和價值多元化。從全球化發展的角度上來看中國的企業改革，多年來，我們始終把國有企業改革作為中國市場企業發展的一個主要目標，實際上，國有企業改革并不等于中國企業的改革，而建立規范的市場條件下的企業自由競爭體系才是企業改革最重要的任務。

　　經濟是人的文化價值觀念與技術經濟相結合的產物。所以，改革正在突破過去單一以國家為主體的改革方式，已經轉到構建價值創新體系，全面順應經濟文化發展，突出文化教育和個體行為，并以適應公眾心理承受和社會反應為主體的改革方向上來。盡管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尚有待完善，社會的價值觀念也有待進一步明確，但是，建立一個均衡的國家財政保障體系與樹立和諧發展的社會氛圍問題，已經非常迫切地擺在了經濟發展的面前，所以，企業改革未來的發展方向——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如何深化的問題，已經成為衡量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的重要象征。

　　《經濟觀察報》曾發表《重思我們的發展觀》社論，文章指出：“在經過25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之后，我們在享受到經濟發展的種種優勢之后，也要開始承擔它導致的種種代價。……在大部分情況下，改革都是對于危機的被動反應。改革開放政策 出臺伊始，與其說我們知道該怎么做，不如說我們知道不該做什么。同樣的，今日中國日益出現的、已不可忽視的種種潛在的危機，使新一屆中央政府尋找新的解決方案。” 在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的階段，徹底消除經濟生活和文化結構中的深層次矛盾，將是一個極其艱巨和復雜的任務。

　　“數字化之父”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一種文化的自身力量越強(無論是國家的、制度的、代際的還是其他類型的文化)，它就越不可能孵化出創新精神。習以為常和根深蒂固的觀念、廣為流傳的規范，以及各種行為標準都是產生新想法的敵人。任何以和諧以及均衡為驕傲的社會，幾乎不可能誘發另類思想。扼殺創新精神不需要公然進行，它可以輕而易舉地就把創新精神扼殺掉了。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非同一般的文化通過國民的品性孕育創新精神，而那些國民都從不同角度來看問題。美國(所謂的大熔爐)，在很多人看來，沒有什么“文化”傳統可言。在上個世紀中，美國人大約獲得了三分之一的諾貝爾獎，還制造了一股無人能敵的創新浪潮(從工廠自動化到集成電路到基因編碼等)，而這股浪潮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關鍵。

　　盡管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有了27年的發展歷程，但是，人們仍然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事實，即價值觀念的改革才是最根本的改革。下海熱、出國熱、考研熱與考官熱，幾乎每一次熱潮都是一次社會利益的大調整，都是一次社會價值觀念的重新變化。國有企業改革是整個社會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改革已經完成了由易向難的改革程序，不再是國家向企業、集體和個人放權讓利，而是讓企業、集體和個人分擔一部分他們過去不曾分擔的責任和費用，這就是通常所說的改革成本問題，同時，公眾還要從公共管理體系的改革成果中得到一定的實惠，否則，就會產生嚴重的“國企改革后遺癥”。

　　張培剛先生是中國的第一個哈佛經濟學博士，他指出，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到了最為關鍵的時刻，我們應該高度關注這一發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諸多問題。研究中國的經濟學不僅要從經濟因素的角度研究，更要重視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非經濟因素和歷史因素，因為中國的復雜情況決定了它所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場非常復雜和艱難的過程。經濟實際上是文化現象的外在表現，研究經濟必須從文化的角度出發，否則，無論什么先進的改革措施和方法，無論西方國家多么成熟的市場調節理論和手段，一接觸到中國的現實問題就會引起地震，在實際效果上就可能背離改革的初衷。

　　我們過去在這些方面已經吃過很多的虧了，比如作為早期農村改革主要形式的經濟承包責任制，被簡單地模仿推廣到國有企業改革中，雖然在短期內確實帶來了一定的經濟效益，但是，由于沒有后續理論上的支持和相關的政策配套措施，尤其是沒有顧及到價值觀念引起的公眾心理變化等種種客觀影響，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社會經濟負面效應引發的“地震”，使一項本來是很好的、很成功的管理措施夭折。此外，由于諸多原因導致對內開放與對外開放步調不統一，造成的協調失衡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改革是一項長期的、復雜的系統工程，更是一門高深的經營哲學和管理藝術，改革的深層任務并不是就改革而改革，而是一種深刻的社會價值變革、文化變革和思想變革。假如我們通過社會輿論從價值觀念的改革入手，并全面系統地設計改革的流程，考慮到文化傳統的習慣影響和公眾心理變化的復雜因素，再進一步打破改革中理想化、程式化思維邏輯的怪圈，我們前期改革所引起的震動就不會那么強烈。

　　在隨之而來的股份制改造過程中，經濟學家們不但忘記了這一改革制度的社會基礎差別，更是忽視了這樣一個明顯存在的事實，即西方國家股份制公司成立和中國當代企業股份制改造的原始動機之間，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的差別：西方國家僅僅是將股份制作為籌集社會資金的一種手段，中國理論界則將其視為改變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的一大法寶。改革理想化的設計、單項推進的措施步驟和社會公眾心理不成熟的反應形成的后果，就是不少企業迫切地、極為簡單地將股份制的概念引入企業之后，卻驚奇地發現，實際上并不像他們原來所期待的那樣“一股就靈”，而是遇到了諸多實施股份制難以迅即逾越的障礙，緊接著就產生了一些嚴重的不良反應：

　　改革措施屢屢出臺，但卻愈來愈難以迅速見效；經濟愈來愈發展，群眾卻愈來愈不滿意；立法愈來愈多，可犯法行為卻愈來愈嚴重。直接導致企業短壽，企業家各領風騷沒幾年的強烈反差現象，接著就是一片“倒股之聲”。股份制本是調節社會資金管理的一種方法，一些企業卻把它當成了“炒”作的法寶；引入市場競爭機制，確立經濟責任制的初衷在實施中卻衍變成“砸三鐵”的過激行為，引起群眾的抵觸和反感；提高企業生產率，合理裁減一些員工或關停一些虧損企業本是正常的經濟行為，但卻帶來了下崗、失業和社會穩定等諸多問題。

　　科學巨人愛因斯坦認為：“由一個沒有個人獨創性和個人志愿的統一規格的人所組成的社會，將是一個沒有發展可能的、不幸的社會。”這樣看來，那種因為忽視了企業經營差異和諸多“小事”的沒有個性的企業改革，是否也會因為缺少個性而使企業難以表現出足夠的活力來呢？企業作為微觀經濟學最直接的研究對象，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有機生態系統，并且這種企業病態一旦表現出“虛假的繁榮”來，很可能使整個社會的經濟進入“泡沫時代”，從而導致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應，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和近年來的金融危機的根源就在于此。近年來中國屢屢出現的經濟過熱現象和畸形的企業發展形式已經為我們敲響了警鐘。

　　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部長、經濟學博士趙曉警告說，2005年的一些宏觀經濟指標和2004年的增長速度相同，但是，企業的利潤卻大幅下降，顯示出中國經濟在未來兩、三年內有突然失速的危險。趙曉不無擔憂地指出，中國經濟已經陷入“悲慘式經濟增長”的境地，中國低附加值、高能耗的經濟增長方式并非沒有前車之鑒，蘇聯的經濟規模曾一度達到美國的70%，但是，突然崩潰了，經濟上的主要原因就是單位GDP的資源消耗是美國的3至5倍，而亞洲各國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遭遇危機，根源也在于經濟增長的粗放。日本國際經濟學家長谷川太郎也分析說，中國的經濟發展將受制于國外的影響，而且未來這種對外的依存度會越來越高。這些都為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敲響了警鐘，值得我們警惕。

　　2005年9月的《21世紀商業評論》雜志對中國企業進行了一個盤點，這份中國最有影響的商業雜志認為，在過去的20年(1984年~2004年)里，中國企業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過程，而在進入下一個20年的時候，中國企業卻陷入了集體性的迷茫。整體上來看，即便是優秀的中國企業也仍然是處于抓住了機會的成功模式中，因為在紛至沓來的機會驅動下，很多企業在過去的20年里莫名其妙地做大了，但是，這種“大” 只是一種“體態”(規模)上的“大”，而不是一種企業“心理年齡”上的“大”(成熟)。這些企業“像一個得了巨人癥的未成年人”，面臨著如何重新長大，如何補學在特殊環境中免修的必修課。

　　文章最后得出結論：雖然在過去的20年里中國企業懂得了市場和為市場而競爭，但是，中國企業仍然不懂得真正的客戶價值，缺乏做“大組織”的基因，不明白員工的獨立人格與職業化的重要性，或者說中國社會仍然處于商業人格的啟蒙階段。所以，20年時間造就的一代中國企業在整體上屬于蛻變時期，大環境尚未為中國企業提供變革的理論與市場環境。所以，如果我們再在企業經營和管理上搞形式、走過場，缺乏系統長遠的管理思想、虛心務實的學習態度和認真嚴謹的做事原則，那么，機會型的企業發展模式只會將企業帶入到歷史的老路上去。

　　布魯斯·漢德森曾這樣評價達爾文的進化論對我們的啟發：“達爾文也許會比經濟學家更好地引導企業競爭。” 企業是由許多單個的人組成的群體，盡管關于企業經營的理論也在不斷地發展著，但只有對人的思維模式的研究即企業文化現象的研究才是最根本的。但我們在企業管理中往往只注意了事情的結果本身，卻忽視了對企業的生存起決定作用的人的行為。企業管理的復雜路徑及相關偽科學的替代性，掩蓋了精神分析理論在企業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對此，我們需要真正從思想理論體系和精神世界需求方面能幫助我們認清企業經營本質的智者。對中國企業來說，企業的經營管理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企業的“心理健康”問題，那么，企業就不可能健康地發展下去。為此，我們有必要建立中國企業的“精神分析學”和“行為心理學”的相關理論。假如我們把中國企業作為一個個具有獨立人格意義上的個體來研究的話，就必須破除過去體制遺傳下來的心理障礙，找到導致企業非正常心態“貪婪、怯懦、冷漠”(羅素語)的心理疾病根源。

　　同樣，改革發展中的社會心理問題也值得我們注意，要想解決社會的和諧發展問題就必須從解決社會的心理問題入手，社會轉型時期公眾的心理變化是十分復雜的，在非常微妙的轉變過程中常常伴隨著巨大的心理壓力，影響到人們的家庭、親情和教育等生活空間的各個方面。每一項改革方案給人們帶來的觸動所引起的驚喜、恐懼、猜疑和不知所措的心理反應，極易受到社會輿論導向和新聞媒體的左右，如果這種社會輿論導向和新聞媒體的報道帶有一定的片面性的話，其引起的負面效應和社會震動極有可能使一項很好的改革舉措夭折。

　　所以，如何正確認識社會轉型期或改革階段所帶來的公眾心理效應，這才是實施社會改革措施最關鍵的前提條件。必須處理好改革進程與人們的思想觀念和心態之間的平衡關系，深入透析中國人對舊體制的痛恨、熟悉、依賴、懷念的復雜心態，對新體制的渴望、陌生、恐懼以及由此而來的一系列社會道德、倫理、環境和經濟變化的種種心理影響，才有可能使改革朝著好的方向穩定地發展。

　　中國策劃界的一位專家曾深有感觸地說：“我們國家長期以來是計劃經濟，在計劃經濟中媒體相當重要。我們往往把媒體當成紅頭文件，新聞媒體作用很大，媒體說什么事往往對企業會有很大觸動作用。國外的很多報紙很少評論企業，包括許多企業產品。我問外國的記者為什么不評論企業，他說因為企業千變萬化，我們一個報紙影響很大一片，所以很少評論。不像我們國家評論都圍繞企業去做，國外很少有這種現象。”

　　這表明我們的傳統意識、社會觀念與國外發達的市場經濟以及多年的公眾心理熏陶相比，仍然有著相當大的距離。當然，企業聲譽與企業道德是不一樣的，對于企業的聲譽，媒體應當堅決維護；但對于企業的道德，媒體則應當毫不留情。確切地說，現在的新聞媒體已經為企業家的成長發展營造了一個比較有利的輿論環境，但是在文藝作品及公眾形象中，企業家的整體形象還有待進一步提升。

　　中國最大的水產飼料企業通威集團董事長劉漢元認為，媒體的炒作加劇了社會上對“富而不仁”意識的誤解，他說：“政府的癢你們撓不了，撓農民的癢癢你們又覺得沒意思，只有企業家看得見摸得著，又怕癢又好撓，不撓企業家你們撓誰？拿放大鏡看，拿聚光燈照，你們總能找到有問題的富豪。”2004年，國內一家媒體為上一屆的富豪榜做年終總結，結果發現不少上榜富豪，如李海倉、周正毅、仰融、揚斌、吳志劍等，被害的被害，被抓的被抓，紛紛落馬，不禁感嘆道：這哪里是富豪榜，分明是“黑名單”啊！被稱為“內地三大神秘富豪”的上海長峰集團董事長童錦泉則稱，自己保持低調的原因竟是“現在的富豪難當”。

　　2005年，鄭俊懷、趙新先、倪潤峰、顧雛軍、黃宏生等企業家的出局更是讓人扼婉嘆息，由此看來，不僅僅是討論改革政策與措施的問題，還要綜合考慮時間、文化和環境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要有一個鼓勵人們創造財富，珍惜財富的，更好的輿論環境和投資環境。只有開放的環境才能更好地實行社會變革，也只有規范的社會公共管理體系，市場經濟才能真正走向成熟和完善。

　　和諧發展首要的就是要解決“是與非”的問題。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的誤區就是一直在“是與非”上徘徊，甚至至今仍然在不斷地“修修補補”，其根本原因也是因為沒有建立在正確的和諧發展觀點基礎之上，結果形成了一種不充分開放的改革，不公開透明的改革，沒有目標的改革，沒有控制和社會參與相協調的改革，缺乏創新性的改革，集中表現為“羞羞答答用人，遮遮掩掩下崗，神神秘秘破產，隨隨便便改革，渾渾噩噩經營”。而最終國有企業要建立什么樣的價值體系，中國企業的發展動力和所要急需解決的矛盾等問題，最終都被淹沒在“一定要搞好國有企業”的口號里。

　　因為只有公平的利益分配才能使社會的管理功能落到實處。所以，在推進市場制度改革的過程中，很重要的是要充分發揮利益的市場調節功能，完善與市場體系相關的制度建設，譬如我們一直想通過一種比較省事的辦法達到的改革的目的，實行了近10年的承包制，但是，卻沒有從最基礎的產權制度體系的建立做起；雖然鼓勵人們勤勞創業，但是，卻設置了過高的創業門檻，甚至沒有從根本上消除權力經濟的影響，最終使經濟行為變得急功近利；褒獎企業家，但是，卻忽視了社會的公共管理，沒有對財富的珍視和合理使用的制度，造成普遍的仇富心態和權錢交易行為的盛行。

　　其次， 和諧發展要解決的就是“責任制”的問題。市場經濟是最大的利益調節者，而公平的利益分配就是市場競爭最有效的驅動力。我們的改革已經搞了20多年了，但是，我們究竟要改什么，怎樣改，改革的核心又是什么呢？恐怕很多人回答不上來這個問題。改革的核心只有一句話，那就是建立以責、權、利為主線的科學的管理體制。因為 只有建立在科學、合理、有效的經濟責任制之上的環境建設、道德建設、基本制度建設和機制建設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否則，任何社會制度、生產關系和所謂的機制建設也只能是空中樓閣，根本達不到促進生產力的目的。

　　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又反過來影響生產力，但實際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者之間的作用方式、作用方法、作用效果還要受到許多因素的制約，“責任制”的問題解決不好，就會造成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脫節，也就達不到這一理論上要求的相應的作用。在經濟生活中，生產關系決定著不同的社會制度，既然有不同的社會制度，各自經歷著不同的發展階段，就必然有著不同的發展哲學。

　　對商業文化的抵制實際上就是對社會利益調節作用的否定，并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社會的進步發展。例如，從一些人為編造的詞語中就能看出這種傾向來：明明失業保險是最低的生活補助，卻要冠之以“享受”和“待遇”的詞語；明明失業就是失業，偏偏要說成是“下崗”和“待業”，人為地制造一種差別；明明工人就是工人，卻將一個龐大的群體冠以“農民工”的“雅稱”，人為地制造“二等公民”；明明教授的稱呼已經夠高的了，偏偏還要隨時隨地告訴別人自己是“博導”；明明作家就是作家，偏偏還要分什么“農民作家”、“工人作家”、“打工文學”；明擺著是“腦體倒掛”，偏要用所謂的“重獎”來唬人；這邊號召你“創業”，那邊卻輕蔑地叫你“個體戶”；這里鼓勵你“投資”，那邊卻將你稱為“食利者”或股民，而不是堂堂正正地稱你為“投資者”或“股東”；明明是責任制的問題，卻高喊什么要“高薪養廉”；明明

　　語言的歧視恰恰說明我們還沒有徹底將“責任制”的內涵深刻地理解，當然，“責任制”是人類永恒的管理主體，不管你承認與否，這種體制總是在始終發揮著作用的。在一項社會調查中，社會分配不公依然是人們最關注的首要問題，利益分配的問題解決不了，責任和權力自然難以落實，于是，無論是“窮廟”還是“富廟”，不管是“方丈”還是“僧侶”，就通過各種合法或非法的手段進行自我利益的調節，由此產生一些不正常的社會腐敗現象就不足為怪了。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任何偏離了“責任制”這條主線的改革，其效果究竟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現在有一些人在爭論究竟是效率優先，還是公平優先，似乎這就是改革的深層任務，似乎效率與公平就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其實，這種爭論的出現正是脫離了“責任制”的改革目標，忽視了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而把改革當成了純理論的東西了。改革的深層任務就是將“責任制”全面引向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各個層次。 “責任制”是我們始終不能須臾離開的改革主線。如果我們把改革開放分為兩個階段的話，那么，這兩個階段的任務也應當分別劃分為兩個目標：

　　第一個階段的目標是建立以責、權、利為核心的經濟責任制，任務是“鼓勵創新，大膽開拓，招商引資，規劃協調”；鼓勵創新是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大膽開拓是要勇于實踐、深入探索；招商引資是要多元發展、借力騰飛；規劃協調是要引深完善、綜合平衡。

　　第二個階段的目標是確立以公共管理體制建設為核心的社會責任制，其任務是“體系規范、和諧完善、管理調整、求真務實”；體系規范是指建立以規則為中心的生態價值體系；和諧完善是要保持整個價值體系的平衡；管理調整是要使體系實現自我表現更新的功能、達到創新的目的；求真務實是要以效率和落實為中心任務。第一個階段的目標實際就是一切以效率為中心；第二個階段的目標則是一切以公平為中心。實現了經濟責任制和社會責任制，效率與公平的“矛盾”就必然得到真正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