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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大林
郎咸平的很多話頗具迷惑力。在社會不滿情緒普遍迷漫的情況下，他的很多話乍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
其實不然。但要厘清這個問題并不容易。
郎咸平說：“現在國企改革變成什么樣的情況？等于說我今天家里很骯臟，我請個保姆到我們家清掃，清掃完了以后，家就變成她的了。”
這個比喻確實說到了公眾的心坎上。國企是全民的，作為公民，我們每個人都是“主人”呀。既然我們是“主人”，爾等國企董事長總經理不就是“保姆”嗎？這種當家做主人的快感確實挺受用，也很容易讓“主人翁”頭腦發(fā)熱、失去冷靜。
其實，郎的這個比喻并不貼切。如果非比喻不可的話，我覺得“管家”比“保姆”更準確——雖然都是“奴才”，畢竟有所不同。不過，這無關緊要。就算他們是“保姆”吧，難道“保姆”就不能咸魚翻身當老板嗎？如果這個“保姆”在“清掃完了”之后給“主人”足夠的錢而且通過合法的手續(xù)，“家就變成她的”有何不可呢？近年來，真正的保姆最后做成女老板的人，難道還少嗎？
絕不是保姆就不能變成主人。關鍵在于保姆是怎么變成主人的。實際上，國企改革中出現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就是出在過程和操作上。比如黑箱操作、自買自賣……借改制之名行瓜分之實。但這并不意味著產權制度改革與國有資產流失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問題只是技術性的，完全可以通過技術手段來解決。
郎咸平還說“我國的產權改革，或者稱國企改革，最后的結果是改革的成本幾乎要全社會負擔，改革的利益歸于少數人。”如果國有資產被監(jiān)守自盜，那當然可以說“改革的成本幾乎要全社會負擔”，這當然也是不能容忍的。但如果改制后全民得到了合理的回報即賣出了好價錢，國有資產流失即全社會負擔改革的成本不就不存在了嗎？
賣給外人也是賣，賣給保姆也是賣。但如果“保姆”想買的話，他就必須跟外人站在同樣的位置上與外人平等競爭，“保姆”絕不能既是買家又是賣家。這個道理太簡單了，根本用不著解釋。但如此荒唐的事情，確實正在中國的國企改革中上演！但要解決這個問題，其實并不難。
MBO只是“國退民進”的一種選擇。選擇這種方式，確實比較麻煩。依我之見，還是不搞為好，但搞也不是不可以。如果有搞，有三點至關重要：一，公平競爭。撤掉任何門檻，讓“保姆”與“外人”平等競爭，絕不能內外有別。二，劃清身份。如果MBO，改制的操辦者絕不能是競標的參與者。最好由國企的上級主管部門來搞(謹防國企高層與政府官員合謀！)，甚至交給中介組織也未嘗不可。三信息公開。國企的所有財務信息以及操作過程都必須公開，從而接受全社會的監(jiān)督。當然，這需要公平的法治環(huán)境和規(guī)范的市場環(huán)境。在目前這兩種環(huán)境都不成熟的情況下，緩行MBO是應該的。(國內搞MBO帶有激勵的成分，但這種激勵的灰色，勢必造成規(guī)則上的灰色地帶，這也是問題出現的直接原因之一。)
但郎咸平診斷出的是另一種病因，開出的是另一個藥方。他認為，問題的原因在于國企經營者缺乏信托責任，解決的辦法是實行職業(yè)經理人制度，而國有的性質無須改變。“郎咸平繼續(xù)堅持自己的兩個觀點：一是國企不論大小，政府行政命令首先應該退出市場，但是國有股應該留在市場；二是職業(yè)經理人制度不但可以改革國有企業(yè)，而且也不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
如果郎的想法能夠實現，當然好。但“行政命令退出市場”可能嗎？當國企的上級主管部門(比如國資委甚至各級政府)負責人認為屬下國企的經營管理出現了嚴重的問題(至于是不是嚴重問題另當別論)，他能“坐視不管”嗎？假如上級領導插手國企的經營管理有利可圖時，他能管得住自己嗎？
為了證明其主張的可行性，郎咸平舉了英國的例子。不錯，私企大老板也會聘請經理人打理自己的企業(yè)。但，私企老板即所有者與經理人之間沒有中間環(huán)節(jié)。而國企經理人與所有者之間卻隔著好幾層。全民委托政府，政府委托國資委，國資委委托經理人。所有人都是主人，等于所有人都不是主人。國企的所有者實際上是缺位的。也就是說，擁有行政命令權力的政府部門或官員實際上也是受托者，他們如果尋租權力的話，損害的是公共的利益。比如有人可以送給政府官員100萬元要他批個條子讓國企負責人買不合格的原材料，從而使國家蒙受1個億的損失。但這種情況不可能發(fā)生在私企老板那里，因為他得到100萬會損失1個億，傻子才會干。
也許郎要說，那就制度化，硬性規(guī)定行政權力絕對不能干預國企經營。但這不符合“權力源自哪里就對哪里負責”的基本政治原理，因為國企經理人肯定是由政府有關部門選拔任命的。明著不能干預，可是暗著伸手，國企經理人膽敢不聽，隨便找個借口，就能炒他魷魚。面對能決定自己命運的上峰的“建議”，任何聰明的經理人，都不可能置若罔聞。因此，行政權力完全退出國企的經營管理，根本不可能。退一步講，即使可以做到行政權力退出市場，信托關系能建立嗎？
《合同法》有一項規(guī)定：房屋不得轉租，即租房者必須跟房屋所有者簽訂租賃合同，而租賃者不得轉租給別人。現在的建筑工程承包中也規(guī)定不得轉包。為什么這么規(guī)定呢？就是因為轉租或轉包的環(huán)節(jié)越多，約束力就越弱，一旦某一個環(huán)節(jié)出現問題，比如租房者拿到下家的租金后就逃之夭夭，鏈條就會發(fā)生斷裂。實際上，工程建設中出現的問題大都于層層轉包有關。國企所有者與經理人之間的鏈條太長了，委托來委托去，等委托到經理人那里，信任和責任都已所剩無幾。怎么可能建立起穩(wěn)固的信托關系呢？
更重要的是，國企的所有權是虛置的，或者說所有者是缺位的(上文已提到這一點，這里還是要提，因為這是要害)。對此，很多人不解，反問：法律明文規(guī)定國企是“全民所有制”，所有權不是很明確嗎？然而，那只是理論上的。私營企業(yè)的經理人肯定是老板決定的，而哪個老百姓(名義上的“主人”)決定過國企經理人的人選？中國國企的經理人都是政府任命的，因為政府“代表”全民行使國企所有權，而政府本身也是人民或國家的經理人。如果說國企經理人是“保姆”的話，政府部門及其官員也是“保姆”，只不過“保姆”的等級有高低之別罷了。當然，國民若真要行使所有權，有一條路徑可供選擇，即規(guī)定國企經理人的選任由人大決定，就像決定政府部門官員一樣，但國企那么多，情況又千差萬別，怎么可能呢？再者說，即使國企經理人選真的提交人大，可能還是由政府意志主導。
也許有人要問：既然如此，為什么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也還有國有企業(yè)呢？的確。但那都是個別特殊的行業(yè)、特殊的領域，比如涉及國家安全的、市場不愿涉足或經營不了的，因此，這樣的國有企業(yè)數量極少。盡管國企都有上述種種弊端，但因其數量少，監(jiān)管起來比較容易，即使出現問題給國家造成的損失也很小。這點風險是社會必須承擔的。
中國的國企改制確實出了很多很嚴重的問題，而且這種問題還在發(fā)生。顧雛軍栽了，我相信還有很多“顧雛軍”沒有受到懲罰。我強烈呼吁政府堅決遏止非法行為，嚴厲打擊作奸犯科的蛀蟲，同時出臺公平合理的國企改制方案并嚴格執(zhí)行。但國企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和決心絕不能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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