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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貴峰(湖北)
據2005年12月15日的《東方早報》報道，本月20日，國家統計局將根據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情況，修訂去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數據。渣打銀行中國區高級分析師王志浩日前向記者表示，預計調整后中國GDP數據將增加20%——30%。而高盛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梁紅也指出，中國今年的經濟總量可能超過英、法、意，一躍成為全球第四經濟大國。
通過經濟普查，國家更加真實也更加雄厚的經濟家底得以凸顯，世界排位緣此大幅攀升，當然是件好事。但是，在分配問題突出、均衡發展情勢迫切的當下中國，筆者以為，GDP——國民財富分配結構的均衡比單純的總量增長，應該更值得我們關注。
眾所周知，國民財富一般由以下三個部分構成：居民收入、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那么目前我們的國民財富在這些方面是一個什么樣的分配狀況呢？以前兩者為例，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數據顯示，我國的工資占GDP的比重近年呈不斷下降的趨勢，從1989年的16%下降為2003年的12%，總額僅約為1.2萬億，而與此對應的是，國家財政收入多年一直以超過GDP兩倍的速度大幅增長，占到GDP的20%，比如2000年國家財政收入還是1.3萬億，2004年就上升為2.6萬億，4年翻了一番。
當然，應當承認，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超過居民工資，未必就不合理，如果這些收入能夠通過二次分配被大量安排到民生領域，最終用到提升民眾的生活福祉上，那肯是非常好的事情。但問題是，現實情況顯然并非如此，有資料表明，2003年我國公共財政的支出結構中，用于政府自身的公務和行政性支出高達37.6%，而與民生密切相關的醫療、教育、社會保障支出比例僅為25%，更耐人尋味的是，在政府支出的態勢中，最容易膨脹的正好是前者，而最不易膨脹的恰恰是后者。
另一方面，從居民收入內部構成來看，工資當然也不是其全部，除此之外還有比如紅利、租金等形式的非勞動性財產收入，以2002年為例，雖然當年工資總額只有1.2萬億，但城市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是3.7萬億。可是，這種非勞動收入遠遠超過工資收入的居民收入結構，同樣蘊涵著極大的財富分配隱憂：勞動和收入直接關聯程度的降低，是否預示著勞動力價值的嚴重扭曲？非勞動性收入的數量比重如此巨大，其中又有多少其實是一種腐敗的財富轉移方式？——更重要的是，在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基尼系數節節攀升的背景下，究竟是哪些人擁有獲取巨大非勞動性收入資格呢？根據聯合國《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目前中國20%的最貧困人口收入份額只有4.7%，而20%最富者收入份額高達50%；不難看出，有資格享受工資外大量非勞動收入的只能是那些最富裕者，而不會是甚至工資也常常被拖欠且有下崗之憂的普通工人、市民。
總之，不論是從政府收入與居民收入的總體關系格局，還是從具體的政府支出、居民收入各自的結構來看，其中的不均衡現狀都是顯而易見的。這意味著，雖然國家財富的總額在不斷增長，但普通民眾尤其社會弱勢群體，在共享社會發展成果上的卻存在嚴重欠缺，而這種欠缺不僅表現在具體的財富分配數量比例上，更表現在促進這種公平分享發展成果的制度環境。顯然，在這種有失均衡的國民財富分配狀況沒得到很好解決之前，對諸如“第四經濟大國”桂冠，不值得太過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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