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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春陽
誰是“投資環境論”的始作俑者？很多人也許會馬上聯想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在去年11月所發的一番“高論”：“如果工資提得太高，投資者把產業都轉移到工資更低的越南去了，這樣的話，我們打工者連工作的機會都沒有了�！倍聦嵣希@樣的理論在基層地方領導中盛行并成為一種指導思想，已非止一日。“投資環境論”不只認為工
資不能漲，勞動者其他權利的訴求，如勞動安全、健康衛生、勞動強度，是都可以用“投資環境論”一口回絕的。
手邊有一本書，是高小勇的《經濟學家：無知無畏的瘋狂》。高小勇說：“勞力便宜得驚人的柬埔寨，為何少有企業家去投資創業，經濟凋敝如故呢？而美國勞動貴得驚人，為何每年國外投資仍居世界前茅，歐洲每年有大量的鈔票流向美國呢？”高小勇用“交易成本”來解釋這一現象：“一個國家的貴賤如何，是否便宜，主要是由交易成本決定的。美國企業與雇員間的生產成本雖高，但與之打交道的政府與服務企業的交易費用卻相對低，像它的電信、郵政、金融、保險、自來水等服務企業亦非壟斷。”高小勇還拿山西、河南與廣東、浙江做了對比，山西、河南因“交易成本”高而令投資者畏而遠之，廣東、浙江則因“交易成本”相對較低而獲得迅速發展。在我看來，這里的“交易成本”正是“投資環境”的代名詞，而勞動力是否廉價則是一個次要的因素。
吳瑞林副省長一語中的：“投資環境論”是片面的政績觀在作怪。一些地方政府追求“招商引資”的規模與速度，不惜以犧牲勞動者的正當權利為代價，而很少在營造真正的“投資環境”即降低“交易成本”上下工夫。
一個不尊重、不保障勞動者權益的“投資環境”，當然也具有某種特別的吸引力——會引來一些見利忘義的短線投資者，無助且有損地方經濟的長遠發展——既不可形成一支熟練、高質的勞動力隊伍，也不會出現真正以打造品牌為目標的企業。至于正當生意人，如比爾·蓋茨、李嘉誠輩，是不會把勞動力的廉價當成一種投資優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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