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平：2006年宏觀展望和動力轉換

　　張平

　　一、2006年經濟的增長：9.1%

　　2005年中國經濟連續高速增長，預計達9.4%，比我2004年預計的9.2%要高，但與我們的預測趨勢和邏輯是相符合。悲觀的領袖人物羅奇再次承認“錯了”，但同時認為明年肯

定要不行，增長放慢到6.7%。中國經濟增長一直伴隨著樂觀增長的和具有同樣說服力的悲觀邏輯。但近年來的高增長則更接近于無理論的“自適應模型”的結論，即時間序列模型的用數據預測數據，路徑有自我的適應的道路，而經濟理論沒有找到真正的路徑。

　　“自適應模型”的有效性是比較短期的，基于“未理解因素”在短期內慣性形成的路徑，另一有效性是處于相對穩定的發展階段上，否則是難實現的。中國現在正處在一個高增長的周期階段，因此自適應模型預測較為有效，但學者則更多地希望找到轉折點來證明自己高于機器，但增長階段沒有實質變化，結果是學者很難超越自適應模型。

　　中國處于一個建設周期的中期。所謂建設周期是庫茲涅茲(Kuznets)依據美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總結出來的周期，指15～20年甚至更長的周期(劉易斯1986)，也稱為庫茲涅茲周期，典型的是美國大移民時代就是這一周期的體現，主要標志是兩大因素互相作用推進發展，一個是居民財產購建，二是人口轉移。1979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的又一個建設周期。上個世紀80年代中前期主要早期集中在農村改革帶來的農業發展，居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城鄉居民消費進入到“數量性擴張”，農村住房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資產累積；中后期農民開始了就業變動，“離土不離鄉”的過程，鄉鎮企業發展迅速，城市居民進入了家用耐用電器普及化過程，城鄉居民進入以耐用消費品為主導的“追求消費質量”階段，家庭資產中的家用電器累積加速。90年代上半期主要集中在國際產業轉移上，主要是出口帶動了農村勞動力的快速加入到了工業活動中，人口向工業加工密集的城市和沿海地區轉移，中國居民財富得到了積累。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導致了中國長達5年的增長處于七上八下和

　　從波動的角度看，中國經濟周期波動形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按周期可以劃分10個周期，我可以看到新世紀以來，周期波動很小，2005年增長為9.4%，而且高速增長連續超過了3年，如此平穩高速的增長是歷史上所沒有的，增長和波動的軌跡有所改變，繼續保持連續的高位平穩增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從國際比較看，美國、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省都存在著連續高速平穩增長超過5年的歷史，06年保持高位增長依然是可期待。

　　自適應性的預測：經濟增長9.1%

　　在這里我們使用了目前計量經濟學發展的前沿理論：協整(Cointegration)理論對GDP進行自適應性預測。協整理論是近年來逐步發展和應用起來的計量經濟學新流派，相對于傳統經濟計量學理論的最大優勢在于有效的避免了“偽回歸”(虛假回歸)現象的出現，解決了非平穩經濟序列的建模問題；并且創立了誤差校正模型(ECM:Error Correct Model)。包含了長期均衡方程和短期誤差校正方程。其隱含含義是經濟系統內的各變量在長期內會保持一定的相對穩定性，但在短期內會受到一些系統外變量的擾動，使得宏觀經濟系統內變量在短期內的走勢將會違背長期走勢而出現短暫偏離，但同時長期均衡狀態會對變量短期內的偏離產生一個牽制力，即誤差校正項，一般用小寫的ecm表示。誤差校正項使得變量有回復長期均衡狀態的趨勢。誤差校正項系數一般為負值，表示對偏離的回復作用，系數越大，回復力量越大。

　　根據我們對GDP的測算。長期內，GDP與自身的滯后一期，滯后四期和滯后五期(每一期代表一個季度)存在長期內穩定的關系(即長期均衡)。短期內，它對前一期的偏離不僅會受到對偏離長期均衡的誤差校正的影響，校正系數為-1.414，還會受到來自自身遠至七期的影響。

　　長期均衡方程：

　　GDP = 0.961 + 0.799*GDP(-1) + 0.312*GDP(-4)-0.223*GDP(-5)

　　(8.93) (2.19) (-1.72)

　　短期誤差校正方程：

　　D(GDP) = 0.006 - 1.411*ecm(-1) + 1.198*D(GDP(-1))

　　(-3.07) (2.84)

　　- 0.143*D(GDP(-3)) + 0.332*D(GDP(-4))

　　(-1.02) (2.39)

　　- 0.318*D(GDP(-5)) + 0.193*D(GDP(-7))

　　(-1.84) (1.39)

　　其中：D(GDP)=GDP-GDP(-1),即GDP的一階差分；

　　ecm(-1):誤差校正項，長期均衡方程的前一期誤差項；

　　方程下面括號中數據為相應系數的T檢驗值。

　　預測模型采用了短期誤差校正模型，預測的平均相對誤差為3.74%,外推兩期(2005年三、四季度)的預測精度達到100%，從下圖可以看出隨著經濟增長的平穩，預測精度大為提高。

　　依據上述模型，我們預測2006年的GDP增長為9.1%(未被修正的GDP進行計算的)，從模型看增長趨勢是有減速統計趨勢。

　　好情景和壞情景的邏輯

　　好的經濟增長情景邏輯是指隨著人民幣匯率升值，房地產和股市都可能產生“財富效應”，加上國家的政策在稅收和扶貧力度，以及公務員加薪等政策刺激下，預計在第二季度消費啟動，第三季度“十一五”規劃的投資也將到位，明年將在投資和消費雙引擎的拉動下，相應的進出口平衡，經濟增長的總需求不會減弱。由于基礎設施服務業價格管制適當放松，服務業價格上升和外資進入服務業，沿海發達地區的城鎮和內陸地區的大城市的服務業大發展，制造業向內陸地區轉移，經濟增長超過今年達到9.6%，而且發展更為平穩，服務業價格進行調整，通貨膨脹率保持3~5%。

　　壞的經濟增長情景也是從匯率為起點，由于人民幣升值和環境成本等因素導致制造業全面下降，經濟增長的實體引擎減速，而投資在投資回報預期隨著實體投資收益率下降而下降，投資也將隨著投資的環保、安全、勞工等準入成本的提高也會降低，投資預期調節會降低投資增長。人民幣升值更會導致出口下降，進口激增，凈出口有負效應，而消費短期內無法被激勵，所以經濟增長下滑嚴重。

　　好情景和壞情景起源于匯率，但側重點非常不同，一個側重點是服務業，一個側重點是制造業。按現重新計算的GDP看，服務業的貢獻超過制造業的貢獻，如果在匯率刺激下景氣能轉換，增長似乎更偏向樂觀。另一個不同的邏輯是消費能否啟動，而不僅僅依賴于投資。

　　各家機構的預測

　　我們總結了各自國內和國際的預測，國外的預測偏低基本在8~8.7%之間，國內預測一般在8.5%~9.2%之間,摩根的壞情景預測最低到了6.7%，國內的好情景預測能高達9.6%。絕大多數機構都認為高速增長，但要適當減速，國際上認為輕微下降是8%以上，而國內認為是8.5%以上，物價穩定為3%，利率政策基本認為保持不動(央行沒有余地)，匯率政策增加浮動區域，可能達到3%，預計升值3%。

　　表一 2006年各家機構的預測

　　　20052006F2007F2008F2009F長期

　　CitigroupGDP9.387.7987.5

　　CPI2.53.535.521.8

　　Exchange Rate8.27.717.246.746.288　

　　First BostonGDP9.28.4　　　　

　　CPI23　　　　

　　MSGDP9.36.7　　　　

　　CPI3.52.5　　　　

　　World BankGDP9.38.7　　　　

　　CPI22　　　　

　　國內預測(平均統計)GDP9.48.5~9.2　　　　

　　CPI2.53　　　　

　　張平GDP9.49.18.898.57.5(2010-2020)

　　CPI2.532.555.56

　　Exchange Rate(變動幅度%)235710

　　注：我認為長期我們可能是以滯脹陷入進行調整，而不是通縮，長期物價水平較高，但這里對未來緊緊預測為6%，代表突破了溫和通貨膨脹范圍，但長期看也不會保持在兩位數以上。

　　二、結構調整和“景氣轉換”

　　中國經濟高增長的持續性主要要從實體上看是否能完成結構調整。從支出法看是能否啟動消費實現“景氣轉換”，并以消費帶動投資再次加速，靠內需支撐持續增長。能逐步啟動消費，拉動服務業的大發展，完成產業結構的轉換，將啟動一個好的宏觀情景邏輯，但關鍵是如何面對和克服這一轉換過程中的摩擦和可能產生的風險。

　　消費增長取決于居民(1)收入提高；(2)消費品價格下降；(3)財富效應，所謂財富效應的核心是指由于財富的升值，導致長期儲蓄預期的下降，從而提升了現實的消費率。

　　2006年收入提高方面國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調整居民收入所得稅，提高了收入，農村取消農業稅業提高農民收入；二是由于國家財政寬裕，扶貧力度加大，提高了最低收入的線；三是中央及各地方積極提高公務員工資水平，直接提高了收入。這三項都對中下收入者有益，從而提高了消費邊際傾向。而由于人民幣升值，大量高品質的消費品將不斷降價刺激居民的購買。在人民幣升值的過程中，居民擁有的財富將進入一個快速拉升的時期，這一點已經被國際經驗所證明，特別是東亞國家地產、股票等資產無不進入一個財富拉升的過程，財富效應明顯。

　　消費的啟動更集中表現為服務業的消費升級和城市集中上，消費服務升級體現在在外飲食、交通和通訊、金融、健康和醫療、教育、休閑和旅游、住房環境基礎設施服務等提高消費品質的需求。在其消費結構比重中服務性消費支出比重上升快，因此未來幾年服務業價格對消費物價的影響加大。

　　1、國際經驗

　　從國際經驗看，經濟增長總是遵循著一定的客觀規律，任何一個綜合性的大國都不可能長期偏離這一規律——美國過去百年的經濟增長路徑就象是一面世界經濟史的鏡子，可以照己，也可以照人。美國，重化工業的衰退始于石油危機之前，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的服務性行業已取代重化工業成為增長動力，貢獻了GDP增長的三分之二，而那些通常意義上的國民經濟支柱性行業只處于增長貢獻的第二梯隊。航空、電信、醫療、廣播、教育、金融、保險等行業的增長率更是遠高于整體國民經濟增長。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機的沖擊，進一步加速了美國產業結構向輕型化調整，電子、汽車等行業的增長顯著落后于整體GDP增長，農業、鐵路、煤炭、紡織、金屬冶煉等行業墮入負增長區間；與之相反，消費服務行業卻迎來了黃金時代，在國際上，可口可樂、沃爾瑪、迪斯尼橫掃全球，在國內，服務升級產業異軍突起。

　　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機對美國經濟產生了重大沖擊，經濟結構及其增長模式加速向輕型化轉移，在1974~2001年間，服務性行業進一步擠占制造業的增長空間，工業設備、汽車、金屬冶煉、金屬制品等行業對GDP增長的貢獻從之前的0.07%以上下降到0.02%以下；而與之相反，許多服務性行業對GDP的增長貢獻得到了顯著提升，除房地產行業以0.37個百分點的增長貢獻繼續高居榜首外，金融行業的增長貢獻也從47年~73年的0.12個百分點上升到0.28個百分點，醫療行業從0.15個百分點上升到0.25個百分點，娛樂業從0.01個百分點上升到0.04個百分點。服務性行業總體對GDP的增長貢獻在75%以上。在增長彈性方面，服務業依然處于絕對優勢地位，但內部結構已發生了變化，基礎服務產業開始減速增長，而服務升級產業進入加速增長周期。從1974年到2001年，傳媒取代航空成為增長速率最快的產業，增長速度為GDP的2.65倍，年均增長率7.65%；其次是金融業，增長速率為GDP的2.16倍，整個金融業在GDP中的比重從1974年的4.43%，上升到2001年的8%左右，幾乎翻了一倍；僅隨其后的是娛樂產業，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娛樂業上升1.70個百分點，在GDP中的比重也從74年的0.47%上升0.8%左右；醫療，增長率為GDP的1.69倍，GDP比重從3.3%上升到6%以上；保險，1.57倍，航空1.56倍，教育1.33倍，房地產1.22倍；而公用事業、電信和公路等行業的增長速率都落后于GDP增長，其中公用事業的增長彈性為0.91，電信為0.86，公路為0.72。化工和零售業則成為新的劃分高增長行業與低增長行業的分界點，汽車業的增長速率顯著落后于整體經濟增長，平均增長率只是GDP的0.74倍。“退居二線”的除了上述已完成升級需求而的服務性產業外，還有電子、建筑行業，其增長速率也從高于GDP降到落后于GDP，而傳統制造業的增長速率進一步降低，工業設備的增長率僅為GDP的0.28倍，金屬制品0.38，非金屬0.21，造紙0.56，均顯著小于1，除農業、鐵路、煤炭外，紡織和金屬冶煉行業也墮入負增長行業的隊伍。

　　日本作為第二梯隊國家也一直在“減重”，廣場協定后則加速服務業的發展。韓國也是沿著服務業為主導進行結構轉換，亞洲金融危機后加速了調整的速度。因此結構調整和景氣的轉換是任何一國必須走的路，而是如何走得更好的問題。

　　要素價格重估過程中的服務業發展

　　中國就整體產業而言第二產業貢獻了60%的增長(未調整GDP數據計算)，但就單個產業而言，制造業在過去十年中對GDP的貢獻并不突出，僅有電子制造一個行業排名前十，其他如鋼鐵、汽車、化工、機械等行業的GDP增長貢獻均在十名之外，而紡織等行業的增長貢獻更是不到1%。產業結構整體的重型化掩蓋了資源瓶頸和貿易環境惡化下支柱性行業個體的增速減緩。增長動力正在轉移。

　　表2 中國GDP增長的行業分解

　　年均增長率GDP比重貢獻增長率增長貢獻百分比

　　1993~20041993~20041993~20041993~2004

　　建筑10.52%6.7%0.70%8.44%

　　農業3.47%14.9%0.52%6.23%

　　商業餐飲5.48%8.2%0.45%5.44%

　　社會服務13.87%3.2%0.44%5.34%

　　金融7.14%5.9%0.42%5.07%

　　電信郵政20.41%1.6%0.33%4.02%

　　供電12.75%2.4%0.30%3.67%

　　電子18.10%1.6%0.29%3.55%

　　教育娛樂11.32%2.4%0.27%3.21%

　　石油開采9.68%1.8%0.17%2.07%

　　政府機關6.58%2.6%0.17%2.06%

　　交通設備9.50%1.7%0.16%1.90%

　　房地產7.94%1.8%0.15%1.77%

　　化工原料8.09%1.7%0.14%1.65%

　　交通運輸3.14%4.0%0.13%1.51%

　　電器設備8.65%1.3%0.11%1.36%

　　煙草8.43%1.2%0.10%1.17%

　　手工制造7.36%1.2%0.09%1.03%

　　煉油8.41%0.9%0.07%0.90%

　　科研12.60%0.6%0.07%0.90%

　　醫療運動福利7.99%0.9%0.07%0.88%

　　食品4.78%1.5%0.07%0.87%

　　制藥10.26%0.6%0.07%0.79%

　　鋼鐵冶煉3.14%1.9%0.06%0.72%

　　通用設備4.80%1.2%0.06%0.67%

　　煤炭6.20%0.9%0.05%0.66%

　　造紙10.33%0.5%0.05%0.58%

　　有色冶煉7.67%0.6%0.04%0.52%

　　塑料8.23%0.5%0.04%0.51%

　　飲料5.79%0.7%0.04%0.49%

　　服裝5.63%0.7%0.04%0.47%

　　紡織2.22%1.7%0.04%0.45%

　　金屬制品4.17%0.8%0.03%0.39%

　　非金屬1.93%1.5%0.03%0.36%

　　專用設備3.65%0.8%0.03%0.35%

　　辦公設備8.19%0.3%0.02%0.25%

　　橡膠6.07%0.3%0.02%0.20%

　　供水7.82%0.2%0.01%0.15%

　　采礦1.88%0.5%0.01%0.10%

　　化纖2.32%0.3%0.01%0.08%

　　供氣16.66%0.0%0.01%0.06%

　　中國2003年人均GDP超過1000美金，城市化和國際化的進程加快，到了矯正因要素價格扭曲導致“過度工業化”的發展階段了，未來隨著管制的放松、消費升級，特別匯率引起的外部沖擊壓力，服務業將進入一個高增長和高收益的快速發展時期，服務業帶動就業人口和增長，增長的引擎將進行轉換。

　　城市化和國際化的進程加快，必然導致要素價格的重估，“十一五”規劃和2006年經濟工作的重點都在調整資源、能源、環保、土地、勞工、匯率等的資源和要素價格，資源和要素價格。要素和資源價格重估將克服“資源錯配”，逐步校正要素價格扭曲。隨著資源和要素價格的重估，價格管制的放松，服務業的發展是必然的。而匯率改革帶來的外部沖擊，特別是匯率沖擊其負面性很大，但它對矯正資源錯配也是有效的，中國制造業會受到一定的影響，但多年累積的競爭力問題不大，而服務業有了成長的機會。1983年廣場協定后日本服務業大幅度提高，也說明了服務業發展的特征，中國到了一個結構轉換的時期，從過度的工業化向服務業轉換，單一的增長引擎向雙引擎過渡，帶動中國的內需增長，而不是依賴外部資源和貿易環境。

　　隨著匯率的變革，中國發展面臨著轉型，制造業出現競爭的壓力會越來越大，但以內需為主的服務業等消費升級類的發展會加快，產業和就業結構都面臨轉換，中國經濟的景氣循環在轉換，即重化工階段的短期景氣結束，服務業的長期景氣來臨，而決不是中國增長的景氣結束。

　　三、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和模式轉變

　　宏觀形勢判斷離不開中長期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路徑都影響著經濟增長持續和穩定。2002年中國經濟驟然加速，重化工業在強大的城市化步伐帶動下增長迅速，學者們歸納為中國經濟進入了“重化工”發展階段，認為這一階段的特征是“消耗型”的，但吳敬璉等學者提出了“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增長模式抉擇問題。“十一五”規劃則更加強調了加快推進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提出了“要從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資源節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加入了循環經濟、保護環境的重要內容。中國增長路徑、模式和改變的動力機制仍需要進一步的思考，此能理解如何進行政策的選擇。

　　中國社科院重大A類課題“經濟增長前沿課題”應時而生的。從理論命題上看，經濟增長前沿課題主要集中在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動力機制和增長態勢方面的研究。集中在了中國增長模式、金融開放和干預等三個方面的拓展，取得了一些階段性創新性分析。

　　經濟模式。2003年第一篇文章《經濟增長、結構調整的累積效應和資本形成》在理論上歸納了“低價工業化”的經濟增長模式，認為低價工業化的競爭模式有著重要的突破“發展中國家貧困循環陷阱”的意義，所謂貧困循環陷阱是指“你窮是因為你窮”，沒有儲蓄，也沒有需求，所以無法發展。發展中國家為了突破“貧困循環陷阱”就必然要進行國家干預提高儲蓄，同時“扭曲要素”要創造需求和低成本競爭力。“低價工業化”的競爭模式導致了“要素價格扭曲”的基本特征，重新討論了政府干預下的儲蓄和投資模式。在此基礎上引入了自1998年以來中國持續性經濟結構轉變的新特征，即城市化成為了發展的主要動力，分析資金流程變化，從工業化轉向了城市化，城市化和開放成為了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核心動力。提出了在這一新的增長動力和增長前景下，傳統的“低價工業化”模式必然要受到“要素價格重估”的挑戰，即在開放和高價城市化的逼迫下，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面臨轉型。

　　開放。在提出增長的新命題后，我們沿著《開放下的經濟增長和宏觀政策選擇》進行了開放系列的經濟增長反思和探討。分析了“貿易的雙向補貼”、外資補貼等一系列開放過程中的扭曲因素進一步研究了低價經濟增長模式、干預性扭曲以及開放的關聯關系，提出了“附加就業目標的雙缺口模型”，探索了外資和外貿的需求和供給空間，以及現有利用方式的不可持續性，并將引起宏觀不穩定。在今年又發表了《資本流動、制度性扭曲和宏觀穩定》，深入地探索了開放條件下的資本流動對經濟的影響，提出了“帶有扭曲條件下的開放宏觀模型”，從而從“外部沖擊”的角度探索了經濟增長和宏觀穩定。

　　政府干預。沿著干預對經濟增長的命題我們也連續進行了兩篇重頭的分析。2004年第《經濟研究》九期發表了《財政的供應效應與經濟發展》，提出了趕超中國家干預下的財政政策是對發展“有效”的，但依據理論和現實的邏輯，我們推出了“帶有擁擠”的財政模型和“帶有污染”的財政支出模型，指出了當前地方爭取中央財政支持中的“免費午餐”現象，導致了基礎設施投資擁擠，進一步分析了過度依賴財政導致的“污染”――即財政高成本投資，分析了財政轉型問題。今年沿著這一命題我們在10期發表了《高投資、宏觀成本和經濟增長的持續性》。文章從典型事實出發，并在理論模型上說明了中國高投資的政府激勵機制及宏觀成本邊界和高成本增長的臨界點，進而指出，在開放經濟中，資本流動、外部需求和供給沖擊構成高成本投資模式的現實約束，政府必須權衡粗放式高增長的宏觀收益和成本，制定相應的 政策來約束低效率的投資行為，保持經濟增長的持續，實現全社會的福利優化。

　　中國粗放經濟增長模式是長期在封閉條件下政府干預出來的“工業化優先發展”的道路，未來的經濟增長仍有很強的路徑依賴，因此必須用市場方式和機制校正。以市場機制校正扭曲，轉變經濟增長模式。

　　數據處理和資料收集：趙俠、杜麗虹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