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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愚
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謝旭人日前宣布，2005年我國稅收收入達到30886億元人民幣(不包括關稅和農業稅收)，首次突破30000億元，比上年增長20%。謝旭人稱“十一五”時期國家將繼續提高稅收征管的質量和效率，確保稅收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進一步提高，并逐步降低征稅成本和納稅成本(《人民日報》1月9日)。
由于稅收體制的復雜性，我國的征稅成本與納稅成本一直比較高，1999年我國的征稅成本約占稅收總額的3.12%，如今這一比例已達6%左右，而同期日本為1.13%，美國為0.58%。由此不難理解謝局長在談到“十一五”時期稅收發展與改革規劃時為什么要提及征稅成本與納稅成本。
納稅成本與征稅成本具有一定的因果關系。民眾與企業的納稅成本越低，稅收部門的征稅成本也會相應下降。然則在許多時候，我們對納稅成本的理解更多地停留在直接納稅成本，即納稅所耗費的人力、物力、財力層面，而對間接納稅成本，即納稅人在履行納稅義務過程中所承受的精神負擔、心理壓力并不十分關注，原因之一在于這種類型的納稅成本沒辦法具體量化。
然而，近年來我國關于稅收公平的幾輪大討論，及后來個稅起征點的調整等實踐無不證明，間接納稅成本越來越成為影響征稅成本高低的重要因素之一。間接納稅成本可以直觀地理解為“納稅意愿”或“納稅情緒”──納稅人的意愿越強、情緒越好，征管成本便越低，相反，如果對稅制的公平性、稅負的適度性、稅收政策的普及性抱有強烈的不滿與抵觸情緒，即使最后征上來的稅收總量極高，其“凈重”也難以令人欣慰。
雖然旨在引導公平、降低民眾納稅成本的新個稅法已從今年元旦開始實施，但應當謹慎的是，任何一次稅收制度、征管模式的變革，都會引起納稅成本的變化，特別在新制度實施初期，納稅成本一般都呈上升趨勢，其中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人們對新稅制不熟悉，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稅制轉軌伊始，一些新的包括投機在內的多種類型的納稅情緒也潛滋暗長。
如何防止稅制運行初期因為間接納稅成本的攀升導致的“稅收減損”？美國在這方面的實踐值得我們借鑒。稅收制度的嚴密化與法治化使得人們無論貧富貴賤，都對之懷有同等的敬畏感；美國非常重視個人信用制度建設，為稅收征管奠定了堅實的道德規范制衡基礎；現代化的信息管理技術，不但便捷了納稅人，也為行政部門的征管節約了成本；官方之外成熟的民間商務報稅公司及納稅服務機構，更使得普通納稅人得到了強有力的話語權與利益支持……
由此看來，分析我國稅收總量的“節節高”，不能僅僅從“數字經濟學”的角度著手，而更應從“行為經濟學”的角度來審視與探究。在我國稅制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十一五”期間，稅務部門應當從體味納稅人心理感受與情緒、尊重納稅人話語傾訴與權利需求的層面出發，以一種服務的姿態，從法治化、科學化、精細化的角度入手，構建一套健康、完善的稅收征管激勵與懲治體系，從而提高民眾與企業的納稅意愿，保證“稅收總量節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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