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小凱：正視中國的后發劣勢 必須倡導制度興國

　　●蘇小和的推薦

　　蘇小得，商界傳媒企業研究院執行院長

　　推薦語：制度準備的思考我一直希望中國的企業家抽點時間在制度的層面思考一下自己的企業，在很多我寫過的文章里，我也一直在用很多不同的案例陳述許多企業因為在制度

上的準備不足，釀成了很多遺憾。我在我的一本叫《過坎》的書里，也提出了中國企業“非制度生存”的概念。這個概念的提出，就來自楊小凱教授這篇文章對我的啟發。有意思的是，當年，小凱教授提出“后發劣勢”之后，經濟學家林毅夫即寫了篇《后發優勢》的文章，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讀讀。

　　后發劣勢

　　——楊小凱

　　這個題目也許不太適合很多人的口味，因為現在國內都在講“后發優勢”。我講的后發劣勢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有一位過世的經濟學家叫沃森，他在財政聯邦主義、政治經濟學等領域很有建樹，“后發劣勢”概念就是他提出來的。他提出的英文名稱叫“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對后來者的詛咒”。他的意思就是說，落后國家由于發展比較遲，所以有很多東西可以模仿發達國家。模仿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模仿制度，另一種是模仿技術和工業化的模式。由于是后發國家，所以可以在沒有在基礎制度的情況下通過技術模仿實現快速發展。為什么說“詛咒”呢？就是說落后國家由于模仿的空間很大，所以可以在沒有好的制度的條件下，通過對發達國家技術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發達國家必須在一定地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別是落后國家模仿技術比較容易，模仿制度比較困難，因為要改革制度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國家會傾向于技術模仿。但是，落后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但是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

　　大英帝國的制度創新

　　上世紀18~19世紀，當時的英國是發達國家，而法國是發展中國家，二者最根本的差距就是制度的差距。法國自大革命時期就實行專制制度，而英國1688年之后就實現了憲政制度。憲政制度在當時來說并不是一種民主的制度，而是一種共和的制度。所謂共和制度就是參加選舉的主要是一些特權階層，只有少數有錢人才有選舉權，因此你很難說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說保護分權制度。共和實際是對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變成多數人壓迫少數人，所以共和有一種保護少數的機制。比如美國參議院不管各個州的大小和人數多少都是一州兩票，所以可以作為少數對抗多數的一個機制。美國另一個對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選舉的，而是總統任命的，而且實行終身制。法官是可以對抗輿論的，所以有人說美國是言論自由，這不是絕對的。因此共和與民主是有很大差異的。

　　早期英國的成功就是一種共和制度、憲政制度的成功。有了這種制度才能限制當權者的機會主義。只有對政府的機會主義限制住了，經濟才能發展起來。這是英國發展起來的一個根本原因。法國當時是一種專制制度，在政治上是人治的。這種專制有些方面跟我們國家是很像的。比如說它是“薄賦輕徭”。薄賦輕徭是專制主義的一個特征，因為一個不是民選的政府不敢收太高的稅，否則人民會造反的。而一個民主的政府反而會征很高的稅。所以當時英國和法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英國政府平均稅率比法國要高得多。但英國的稅法很公平。在法國有很多人是可以不交稅的，比如貴族等。而在英國，任何人都要交稅。正因為稅法不公平，所以法國的平均稅率比英國低很多，它沒有能力搞大規模的公共事業。當時英國的官商關系叫做“建設性的沖突”，而法國就是官商勾結。所以英國當時的制度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憲政經濟學、政治經濟學里面的東西。其中第一個特征就是國王的財政和國家的財政是分開的。還有一個是當時英國執政黨的財政和國家的財政是分開的，執政黨在執政的時候不能從事贏利性事業。游戲規則的制訂者不能直接去比賽，打個比方說，分餅的人絕對不能先拿餅，不能跟別人有利益沖突。

　　諾斯和溫格爾在一篇論文中提出一個觀點，就是英國工業革命的成功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現象，而是1688年光榮革命建立了上面說的這樣一套憲政游戲規則。這樣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就被限制住了，人民的機會主義也就跟著減少了，所以工業革命才會在英國發生。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樣，就是國家機會主義。只有在憲政制度下，政府“分餅”才能盡可能公平。比如說專利制度，它沒有公私之分，政府是完全中立的；還有普通法中規定了自動注冊的制度，也就是保護私人企業剩余權的制度。這些使得技術發明可以賺錢，從而大大推動了技術商業化發展和技術進步。有了這些，才會有工業革命。而當時法國老是強調政府的科技獎勵制度，就是由政府來判斷獎勵誰不獎勵誰，這阻礙了它的技術的商業化。

　　對后來者的詛咒

　　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在20世紀前，靠國有企業，專制制度和中央計劃絕不可能實現成功的工業化。但是蘇聯1930年代卻用專制制度，國有企業和中央計劃，通過模仿資本主義成功的工業化模式和技術實現了工業化。這種短期的成功，曾經使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受到很大的批評，但是今天我們看到，它同時也使俄國的憲政和法治的制度基礎設施至今沒穩固建立起來。俄國人民為此付出極高代價。不但長期經濟發展受損，很多人更因此被迫害至死。這是一個后發劣勢的例子。

　　還有南北美洲發展的對比。南美洲的資源很豐富，但一直處于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北美洲的資源貧乏，卻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地區。有人將此歸結為三個方面原因。第一，北美地區各個國家中地方權力都很大；而南美洲只是把地方看作一個個稅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以就很難發展起來。第二，北美是一個新教國家，南美是一個天主教國家，文化的差異導致了經濟發展的不同。最近哈佛大學的一位經濟學家通過一個回歸分析，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就是天主教及與此對應的普通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負面的，而基督教及與此對應的大陸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正面的。諾斯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第三，北美實行的是聯邦制，而南美實行單一制。這也涉及到“好的資本主義”和“壞的資本主義”的區分。壞的資本主義除了官商勾結、政治壟斷等之外，一個最明顯的特點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南美的基尼系數是世界上最高的，達到0.6~0.7。最近很多史學家有這樣一個公論，在18、19世紀的法國，生產是為少數貴族階層服務的，其特點是一般的人買不起，這使得市場規模很狹小，從而生產成本很高，效率很低。而當時英國的生產是為大眾服務的，所以市場規模大，成本低。所以收入分配不公是阻礙經濟發展的。有人說收入分配不公是發展中國家的必然現象，這個觀點是很值得反省的，因為這涉及到好的資本主義和壞的資本主義之分。同時收入分配和經濟發展也是互為因果的，就是說收入分配公平使得經濟發展快，經濟發展快又使得收入分配公平。這也是好的資本主義的特點。而后發劣勢跟壞的資本主義有很大關系。

　　正視中國的后發劣勢

　　上世紀80~90年代的中國，用國有制(官辦)、合資企業(官商合辦)、承包制(官督商辦)，通過模仿香港和臺灣的勞力密集產品出口導向新工業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術來實現工業化，卻相當成功。很多鄉鎮企業也是相當于洋務運動中的官商合辦和官督商辦。。從俄國的教訓，我們可以看出，這種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對后來者的詛咒”。它可能用技術模仿代替制度改革，產生很高的長期代價。

　　我國家電行業的例子也很能說明問題。80年代中國家電產業的發展基本是國有企業占主導，這個發展過程是個典型的用技術模仿代替制度改革的過程。成套設備的進口是技術模仿，不搞私有化就是用技術模仿代替制度改革。政府壟斷銀行業、保險業、汽車制造業、電信業，并用模仿新技術和資本主義的管理方法來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國的后發劣勢。這種后發劣勢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國營企業效率低，而是將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政府既當裁判，又當球員。在這種制度下，國營企業效率越高，越不利長期經濟發展。

　　另幾個中國的后發劣勢的例子是

　　我參觀浦東時，對中國的后發劣勢深有所感。浦東的加工出口區，85%的企業是“官商合辦”(中國國營公司占50%以上的股份)，基本上是政府以地頭蛇的身份，利用其對土地和其它資源的壟斷權，與外國和中國私人企業直接爭利。大多數自由經濟中的政府在加工出口區只是租地，提供服務，通常不經營企業。在自由經濟中，私人企業很少會自愿與政府合資，而浦東政府在加工出口區又是用“官商合辦”，模仿技術和資本主義管理方法來延緩制度改革。表面上頗有成效，實際上留下制度隱患。我6月去韓國開會，了解到韓國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對私人銀行的控股和指派董事長的特權。金融危機后的改革也主要針對這一落后的制度, 即廢止政府控股和指派大私人公司董事長的特權。但是，我從不少中國人聽到的，卻是他們欣賞韓國的大公司制度，說是中國的國有企業也要搞公司集團。但我在韓國所了解的事實是，韓國的大公司絕大部分是私人公司，連大部分銀行也是類似中國的民生銀行的私人銀行。改革前，這些銀行也象民生銀行一樣由政府指定董事長。這政府的特權正是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我在浦東還聽到政府辦高科技風險投資公司的事，更是大吃一驚，連風險投資這種最不宜政府做的事都偏要政府來做，而且以此推行政府的產業政策(英國成功的經濟發展之特點就是沒有產業政策)，可見中國的后發劣勢有多么嚴重。現在大家都在講進WTO后，民族工業會如何受到打擊。正如張維迎所言，如果打擊的是國有企業，有可能對

　　(本文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