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旗的價值

　　周攀峰的推薦

　　周攀峰，《中國商業評論》執行主編

　　推薦語：亂世企業家生存考量

    企業家都知道企業常用的紅帽子策略，這篇文章說清楚了這種企業生存策略的歷史，出現和變形的條件，還算清楚了這種策略的成本和收益。

　　洋旗的價值

　　——歷史學家 吳思

　　花錢掛洋旗

　　1927年11月26日，重慶富商黃錫滋與法國吉利洋行簽定密約，稱兩家合資的聚福洋行是假合資，法方在名義上擁有的三分之一股份是“虛股”。中方借用法商之名，掛法國國旗，每年支付“掛旗費”三萬兩白銀。

　　三萬兩白銀不是小數。以1901年至1910年的米價折算，這筆錢可以買五百多噸大米，相當于今天的一百多萬人民幣。聚福洋行只有三條百噸級的小輪船，在川江上游從事客貨運輸，總投資不過三十萬兩白銀。每年掏這么一大筆“掛旗費”，相當于總投資的10%，合算嗎？

　　假合資還會帶來當真的風險。后來公司做大了，法商果然擺出一副依法辦事的嘴臉，非要拿“虛股”當真，狠敲了中方一筆。至于法方掛名經理和船長的私人生活開支，包括云南漂煙和白蘭地名酒，20年下來也是一筆很可觀的數字。

　　但是，算上這些代價之后，甚至算上當“假洋鬼子”被嘲罵的屈辱，聚福洋行的總經理黃瑾瑩仍然認為這筆交易做得值，“真是值得”。

　　這可不是個別企業家的糊涂賬。事實上，當時全國各地的商人都大規模地拋棄龍旗，掛上昂貴的洋旗，洋旗到底有什么價值？下面我們就順著聚福洋行黃瑾瑩總經理的思路，看看他每年三萬兩掛旗費買來了什么東西。這是一筆富于中國特色的交易。古往今來，無論是捐官銜還是送干股，無論是掛洋旗還是戴“紅帽子”，這類交易頻頻發生，這筆費用很有理由列入中國工商業的常規開支。

　　考量一：軍閥

　　在算賬的時候，黃瑾瑩總經理首先強調了軍閥。他說：“聚福洋行憑借這塊‘法商’的招牌，在那四川軍閥混戰的防區時代，確(實)減少了許多麻煩。十多年來，船未打過兵差。在那個時期，有所謂營業稅、直接稅、二五稅等等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但聚福洋行從成立到結束，從未完納過任何一項稅捐，因而避免了軍閥的壓榨。”

　　考量二：土匪

　　在算洋旗賬的時候，黃總經理還提到了土匪。他說：“法國人每年每月拿了我們的‘掛旗費’，也勢必要出面為我們撐一下場面。在這樣的情況下，吉利洋行除派沙禮擔任法方經理而外，船長也是由法國人來擔任，每艘船上還派法國水兵五六人擔任護航隊。在匪風猖獗時，又有法國兵輪護送。船上不僅涂著、掛著法國旗幟，還寫上‘法國商船不裝士兵’，而且不許中國乘客走上輪船的三樓。我們的輪船得到這樣的掩飾、庇護，所以在我們內河暢行無阻，甚至任意開辟航線。”

　　由此看來，僅僅對付土匪這一項，掛旗費就花得值。土匪和軍閥這兩樣東西，都是公司經營環境中的既定存在，好比農民必須設法對付的旱澇和病蟲害。如今只花了一筆治蟲費，居然連旱災一并治了。

　　說到這里，我們也明白法國吉利洋行靠什么賺錢了。他們私下倒賣給聚福洋行的，乃是法國政府向本國公民提供的公共產品——公民安全。

　　法國公民納稅之后，便獲得了要求政府保護的權利，法國政府則有義務在世界各地保護自己的公民。這個以契約為原型的道理，保證這種契約不落空的制度，來自盧梭等人掀起的啟蒙運動和隨后的法國大革命。在這個意義上，吉利洋行向聚福洋行出售的，也是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成果，即生活在民主憲政制度中的公民的權利。這些東西在中國格外值錢。

　　考量三：貪官污吏

　　黃總經理在算洋旗收支賬時，考慮到了軍閥、土匪，也考慮到了作為競爭對手的船戶和船工，但他沒有細說衙門和官吏。聚福洋行創建于清朝倒臺之后，軍閥土匪橫行中國，暫時搶了貪官污吏的風頭。在正常情況下，這個因素對企業盈虧的影響甚大，我必須替他補上。

　　1905年7月19日《中外日報》上登了一條消息，其中有一段中國商人朱立興訴苦的文字。他說，我是徐州人，以販運油、酒、餅、豆、牛皮、豬只、棗梨鮮果為業，雖然照章納稅納捐，依然屢遭阻撓需索，“惟懸掛洋旗者，彼不肖之徒，皆畏之如虎，不敢擾害……且洋票經過捐卡，驗規皆有減折，華票則格外留難，私費則轉形益重，若不及早挽回，勢不至盡為洋商不止。商等情愿懸持商旗，以振我國之威，而杜外溢之弊。但僅懸商旗而無保護實據，仍不足以抵制洋商。”

　　想想看，只要高高一掛，就可以自由謀生了，就可以嚇住貪官污吏了，這樣的旗幟，叫商人如何不向往？且不論軍閥土匪，僅僅在船商與官吏衙役的關系方面，洋旗的有無就可以決定企業的盈虧以至生死。黃總經理的一筆錢，已經買到了三樣東西，似乎每樣都值三萬兩。

　　考量四：木船船幫

　　黃總經理算的另一筆賬，牽涉到與木船船戶和船工的關系。他寫道：

　　“川江運食鹽出川，過去一直由木船裝載，轉運到宜昌、沙市。我們為了貪圖更多的運輸業務，曾與當時軍閥官僚聯系勾結，破例地將運出川外的食鹽交由福源輪(引者注：聚福洋行的輪船之一)裝運，當即引起木船船戶、船工大為不滿，認為‘搶奪了他們的生意和飯碗。’因此，滿載食鹽的福源輪在南岸玄壇碼頭正待啟航時，即被聚集起來的幾百木船船戶、船工阻止，不許開航，發生沖突，并上船搗毀輪船鍋爐，殺死三領江顏永林。事件發生后，法國兵船立刻開來‘保護’，驅散聚集的船工和群眾，后又護送福源輪開駛到上海修理。善后事務，則由法方向外交部提出交涉處理。”

　　在清末民初，這個故事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國各地的木船船幫，面對強大快捷的輪船，發動了一場又一場殊死搏斗。

　　從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觀點看來，輪船是應該贊美的。輪船擠垮木船，這是很正當甚至很正義的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結果，便是技術進步，社會發展，消費者受益。這套邏輯當然不錯，不過，必須有一張社會保障的安全網攔著，才能保證市場競爭的邏輯不被生存競爭的邏輯擠垮。中國官府沒有少收費，卻沒有編織這張網。

　　所有規則的設立，說到底，都遵循一條根本規則：暴力最強者說了算。這是一條“元規則”，決定規則的規則。清政府打不過洋人，只好由洋人說了算，讓輪船搶木船的飯碗。

　　如果說，在船商與軍閥土匪和貪官污吏的關系方面，洋旗所保護的只是中國法律承諾的國民待遇，那么，在輪船與木船的關系方面，洋旗所支撐的就是歐美國家的公民待遇，超出了中國臣民待遇的待遇。這種伴隨著技術優勢的公民待遇，為輪船帶來了額外的業務和利潤，真所謂錦上添花。而從中國船幫的角度看來，這種超出慣例的保護不大公平，洋旗很有特權色彩。

　　價值所在

　　洋旗的收支賬基本算完了，黃總經理得出的合算的結論完全正確。現在的問題是：洋旗的價值應該如何定性？換句話說，洋旗帶來的錢，到底屬于什么錢？屬于勞動報酬嗎？屬于土地廠房之類的租金嗎？屬于投資或存款的利息嗎？

　　在我看來，這筆錢應該叫法酬——法規或制度造成的收益。

　　權利和義務是來自西方的法律用語，在古漢語中，表示這種意思的近義詞是“分”。普通人都有增加權利或減輕義務的愿望，在這個意義上，人們都有立法定分的企圖。不能立大法，立國法，那就立小法，立家法，立村規、行規，立特區，立土政策，立潛規則。這些小法與大法一致倒也罷了，如果不一致，如果欽定大法分給船商價值100元的權利，軍閥和貪官污吏只認可50元，另外50元私下分掉了，那就有好戲看了。本文描述的正是這樣一場戲。

　　前邊已經談到，暴力競爭的勝利者說了算，這是一條元規則，制訂規則的規則。皇帝掌握的武力最強，欽定法規也最具權威性。不過，在皇家爪牙夠不到或不愿夠的深山大澤，在皇家耳目看不清或不愿看清的黑牢密室，在皇權衰落軍閥驕橫的亂世，欽定的“分”必遭重分。擁有傷害能力的各類強者，公開或暗自擠占弱者或其他冤大頭的分額，真實的權利疆界與欽定地圖所描繪的相差很遠。

　　事實上，在黃總經理買洋旗的時候，欽定的船商權利早已成為一紙空文。打個比方說，經過軍閥土匪和貪官污吏的瓜分蠶食，價值100元的權利，所剩未必有50元。船商所損失的50元，則是軍閥的惡法、土匪的橫規矩和貪官污吏的潛規則帶給他們自己的法酬。這時候，船商掛上了洋旗，獲得了強大的武力支持，因而敢于蔑視惡法、橫規矩和潛規則。當時，歐美國家的政府和軍隊已經在資產階級的控制之下，那是資產階級自己的武力，他們可以理直氣壯的使用，用來奪回軍閥土匪和貪官污吏瓜分蠶食的50元，用來保住自己應得的100元，甚至用來爭取更多的權利。

　　這奪回的價值50元的權利的性質，就是欽定國法的法酬，即橫規矩和潛規則早已瓜分蠶食，因而不能實現的那一部分價值。從根本上說，所有法酬都是流血犧牲換來的，因此，法酬又是血酬的一種存在形式。

　　結局

　　最后交代一下洋旗和聚福洋行的命運。

　　1905年前后，清政府企圖收回“利權”，以龍旗替換洋旗。許多商會應運而生，想乘機撈一筆龍旗的掛旗費。奈何各關卡的貪官污吏和驕兵悍將不認龍旗的賬，敲詐勒索一如既往，而收了掛旗費的那些人又無力震懾，于是，這場運動好像一陣涼風吹過，很快就不見蹤影了。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中國海關掛號的內港船只中，掛洋旗的船占16-17%。1924年，這個數幾乎翻了一番，超過了32%。

　　1941年，希特勒占領法國。聚福洋行屢遭官府刁難，而法方無能為力，于是黃總經理決定另找靠山，結識了

　　借助國民黨高官的勢力，強華公司要錢有錢，要貨有貨，要船有船，一度高速發展。徐堪為了加強控制，派親信王孟范出任強華總經理，黃瑾瑩退居副總的位置。王孟范上任后，大量安插私人，機構臃腫，開支龐大，公司負債累累。

　　1949年，國民黨戰敗潰逃。共產黨建國后，強華公司在反五毒運動中挨整。1952年5月，強華公司申請公私合營，改組為川江輪船公司。1956年，公私合營川江輪船公司并入長江航務局。這家由民族資本家創建的公司，在36年的航程中幾經改頭換面，終于完成了徹頭徹尾的改造。

　　(本文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