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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忠民
現在有一種不正常的現象是，一旦某些部門或某些地方圈定了某種目標，比如一些超出實際需要和實際承受能力的豪華型的公共建設，“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拼命貸款透支也要上；但是，對于促進和實現社會公正的某些目標，比如有利于改善基本民生問題的，哪怕是十分初級的目標，則很容易出現以種種借口尤其是以社會公正的相對性為理由而予以
輕視和拖延的情形。
任何事情都是絕對與相對的統一，純粹的、絕對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不做任何努力。實現社會公正也不例外。我們固然不能脫離特定的歷史條件尤其是物質生產的發展水平來追求純而又純的社會公正，但是，這一點無論如何不能成為不重視社會公正問題的理由。我們不能以社會公正的相對性為理由，認可目前的社會不公正現象存在的合理性和不變性。應當看到的是，脫離實際狀況而盲目追求社會公正是一種失誤；另一方面，當公共財政有了一定的物質實力時，就應該重視解決社會公正問題。
正確的做法應當是，當某種條件具備時，就應當不失時機地促進階段性的社會公正。在這方面，韓國經驗值得借鑒。在現代化建設的早期階段，韓國就十分重視社會公正問題，采取了種種措施防止貧富差距過大現象的出現。通貫整個“起飛”階段，韓國在社會公正方面做得比較成功，其基尼系數始終沒有超過0.4。
具體到中國社會來說，我們現在固然沒有能力建成一個高級的或是中級的社會公正保障體系，但是，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國家的財政實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2004年，財政收入已經突破了26000萬億元，如果加上預算外的財政收入，實際的財政收入已經突破了30000萬億元。另外，我們國家的外匯儲備已經突破了7000億美元。在這樣的條件下，建立一個初級的社會公正保障體系是能夠做到的。就建立低水準、廣覆蓋、有時效的初級社會保障體系而言，國家完全有能力承擔。
目前的社會不公正問題已經造成全方位的負面影響：從社會層面來看，中國現在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5左右，出現了由社會不公正所引發的種種社會不穩定現象；從經濟層面上來看，危害更是明顯。現在，社會不公正問題已經嚴重地妨礙了內需擴大的問題，2004年中國的消費率降到了改革開放20多年以來的最低點，這就使得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動力嚴重削弱；同時，使得中國經濟只好過度地依靠外貿拉動，中國經濟2004年對于外貿的依存度已經遠遠超過了美國20%左右的水準，達到了空前的高度。顯然，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應積極著手解決社會公正問題。
顯然，是否真正地重視社會公正問題，實際上已經不是一個財政能力能否承受的問題，而是一個發展的基本理念是否到位的問題。需要看到的是，共享社會發展成果，是貫穿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鄧小平思想當中的一條主線。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理念、構建和諧社會的理論以及“十一五規劃”都要求我們應當將社會公正放到一個更加突出的位置。有鑒于此，我們應當積極地促進和維護社會公正，切不可以社會公正的相對性等理由為借口，來拖延社會不公正問題的解決。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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