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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木鑾
香港郎公確實非常可憐，他對內地企業的問題屢說屢中，得來的不是“技藝高超”的表揚，而是一波又一波的批評。先是企業家在各種場合下指責郎公，后來則是經濟學家集體批評郎咸平。近期，批評郎公的文章又開始抑起一波高潮。我不是郎公的崇拜者，也不是他所有理論的支持者。但是對一些基礎理論還是比較了解的。
2005年12月09日《第一財經日報》一篇文章說郎公的招術實在不怎么的。該文作者認為：“郎咸平先生言談之間經常對中國內地企業家指手劃腳，總還有令人覺得失之極端和偏頗之處。郎先生對美國或許比較了解，但他顯然在對中國內地企業的認識上存有太多缺陷。香港的明星盡可以在內地一展身手和才藝，但研究企業的郎教授則要格外慎言。”
作者比較傾向于表述，中國內地企業情況比較復雜，絕非僅僅憑借一套簡單的財務方法就可以“指東打西”。他舉了個例子，說是深圳的一家大型國有企業老總出差買打折的飛機票，郎先生會大加欽佩。因為企業家首先把社會配置給企業的資源、國家的資產經營好，要創造好的利潤，其次(就是指買打折機票的事)才是別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郎公的說法比較偏激。
他這個道理表現看起來很有意思，企業家只要把股東交給的資源經營好，創造好的利潤，而成本(買打折票的事)卻不是特別要緊。熟悉商業理論的人都知道，當前企業競爭有兩大路徑，一是降低成本(low cost)，另一就是差異化經營。而對于中國內地而言，大多數企業做不到標新立異，就只能走成本領先的道路，這也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的一條硬道理，雖然有各種指責，但是事實也證明，我們企業創造好的利潤屢試不爽的方法是降低成本，因此郎公對買打折機票一事表示贊賞，我認為是非常了解中國的實情，而不是去說個空話，諸如“創造好的利潤”，而這完全是個結果，不是一種路徑的指導，說了白說。
同時該文作者認為，中國內地企業家需要悉心的愛護，這是國家利益。這句話我也贊成。但是，這種“悉心愛護”到底怎么界定，我真覺得一頭霧水。從外國的評價來看，我們現在的各種制度設計已經有重商主義的傾向，因此一些國外的商人都喜歡來中國投資，這種超普通國民的待遇讓他們過足了“皇帝癮”。從我的理解來看，愛護其實就是用法律來保障企業家的合法權益，而這方面普通公民也同樣需要。之于該文作者是否要表達一種超法律的訴求，甚至用中國企業家創造業績來進行“抵罪”，我不得而知。但是郎公所批評的顧君已經走在被刑事指控的道路上了。
其實，許多人都明白，獲取國內一些企業的信息比國外同類企業還難。《財經》雜志之所以這兩年受關注，就是因為他們做了大量艱苦的工作，獲取并公開一些本來就應當公開的信息。這是非常不正常的。因此，從經濟學來說，郎公建立一個模型(model)，然后用此模型去衡量許多企業的業績，我認為從方法論上是無可指責的。而且現在也沒人披露和確證郎公曾經收受過哪方的賄賂。因此，郎咸平的做法本來就是“書生”理該做的事。不管郎是大陸人還是香港人，我覺得沒有本質區別。只不過，大陸許多經濟學家比較關注經世致用，而沒有批判精神，那郎公充當“第一人”還真委屈了他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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