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強：勸丁學良見好就收 別拿國際標準忽悠人

　　韓強

　　10月26日香港社會學教授丁學良在《中華工商時報》發表《中國合格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的文章，引起轟動。一些媒體也跟風炒作。

　　丁學良不過是利用內地民眾對所謂“主流經濟學家”不滿，進行炒作。他自己說：

“對于郎、顧他們爭論的東西我還真的是一篇都沒看。后來回國的時候有很多人給我講這件事，坦率地說，我的觀點是：一，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確實有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二，改制中雖然出現了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但我們還是不能回到原來的體制下，兩害相權取其輕，改制比不改制要好。所以，我的觀點和他們爭論雙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一樣。”(《香港教授丁學良：誰是中國5個合格的經濟學家》2005年11月9日《中國青年報》)作為社會學家對這么重要的爭論一篇都沒看，還搞什么社會學？“兩害相權取其輕，改制比不改制要好”，這種含糊其詞的說法，說明他對國有資產的流失，并不關心。

　　早在郎顧之爭以前，廣大民眾對某些“主流經濟學家”不滿意，對國有資產的流失非常痛心，內地的許多學者呼吁“防止國有資產流失”，也有學者和證券界人士質疑科龍的重組，也就是說，早在郎咸平之前，爭論就開始了。一些經濟學家出席科龍的紀念大會，在顧垮臺之后，進一步引起了公眾對所謂“主流經濟學”的質疑，已經持續一年多了。形勢明朗之后，丁學良提出了他的“五個論”，這是摘桃的做法！

　　丁學良在解釋他的“五個論”時說：“我的這個講法并不包括老一輩經濟學工作者，因為他們的學習環境、研究環境和工作環境與中青年不一樣，他們中的很多人是我的老師和恩師。另外，這個講法也不包括現在在海外最好的或比較好的大學經濟系里任教、目前暫時回到國內兼職的教授。”

　　為什么不包括在海外最好的或比較好的大學經濟系里任教、目前暫時回到國內兼職的教授？

　　我們注意到有兩位兼職教授：一位是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還有一位是美籍華人金融學者、華東政法大學商學院院長，發表文章與內地某些主流經濟學家配合默契，他們的立場也受到了民眾有質疑。

　　這說明丁學良的“不包括現在在海外最好的或比較好的大學經濟系里任教、目前暫時回到國內兼職的教授”是雙重標準。

　　正如中國國情研究所特邀研究員巫繼學指出的那樣，丁學良的所謂合格的經濟學家：第一，沒有老一輩經濟學家的份。第二，沒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份。第三，沒有“土鱉”經濟學家的份。第四，沒有在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學術刊物發表過若干篇文章的經濟學家更沒有份。第五，也沒有在丁他們私下圈子里未曾認可并經常提到的那些經濟學家的份。實際上，丁學良是在擺八卦，就象故弄玄虛的香港證券界人士說內地值得投資的股票只有12只，但是不告訴你是哪些股票一樣。

　　丁學良邏輯邏輯混亂，如果按照第一次說法，合格的只有五個，那么應該包括他的恩人于光遠，但是丁學良不想包括于光遠，才有第二次“我的這個講法并不包括老一輩經濟學工作者，因為他們的學習環境、研究環境和工作環境與中青年不一樣，他們中的很多人是我的老師和恩師。”他認為于光遠那一代不行，但不敢明說，所以轉了彎，“因為他們的學習環境、研究環境和工作環境與中青年不一樣”，所謂研究環境，對文科來說主要是資料要豐富，學術環境要寬松，不像理工科那樣需要儀器和大量資金。80年代已經開放了，研究條件越來越好，于光遠一直在搞研究，90年于光遠也出了專著，丁學良實際上是不想承認于光遠的學術成就，所以他拐彎抹角地說：“不包括老一輩經濟學工作者，因為他們的學習環境、研究環境和工作環境與中青年不一樣”，這樣既把老一代排除在“合格”的之外，又不得罪老一輩經濟學工作者。但是他的戲法還是變漏了，因為他說的是“老一輩經濟學工作者”，而不是“老一輩經濟學家”。

　　丁學良的“真正意義”的重要標志是在外國刊物發表文章，他說：“從國際上看，怎樣評價一個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和他的貢獻，比社會科學中對其他學科專家評價的爭議要少很多。稍微懂一些專業的人，只要他去看一看國際上經濟學界那些最重要的學術刊物，在過去的10年或15年的時間里，有多少文章是來自中國國內的經濟學家，他就會知道我的這句話還是比較客觀和寬容的一種說法。”

　　12月8日丁學良又在《南方周末》發表文章宣稱：我所在的香港科技大學，在13年間，它的經濟學系在國際上的排名大約在75-100名之間，在整個亞洲排名最前，以它聘用教師的標準為例，大約比較切合實際。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聘用教師，分為三步。第一步是起步的助理教授，一般是剛畢業的博士來應聘，這時他們往往還沒有在很好的期刊上發表文章，所以只要求他們提交2-3篇他們最好的研究手稿(working paper)，并有至少3個成名經濟學家的推薦，系里選擇排在前列的幾位，給一個求職演說(job talk)的機會。這時考察的是他們是否受過合格的經濟學訓練，是否有學術研究的潛質。

　　第二步，助理教授在工作五六年后，系里將根據他們是否在像樣的期刊上發表足夠的論文，決定是否給他們副教授的職位和長期的工作合同。此時的標準是在第一檔的學術期刊(全學科的，國際排名15名以內，《美國經濟學評論》、《計量經濟學》、《經濟學季刊》等，刊登基礎理論和方法論的文章)上發表至少兩篇論文，在第二檔的期刊(排名在15—30名內，包括學科分支的專業期刊，如《財政經濟學學刊》、《人力資源學刊》、《比較經濟學學刊》等)發表至少2篇論文(《丁學良稱香港科大選副教授標準為經濟學家標準》《南方周末》200512月8日)。

　　丁學良所謂的“國際”是在忽悠人。我們知道：社會科學不和自然科學都需要客觀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但是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國外文科雜志的權威性在國外也有爭議。用發表文章數量來衡量，是量化的標準。更重要的是近10年來權威的SIS評估系統受到廣泛質疑，利用SIS系統的“影響因子”進行作假的刊物已經成了國際公害。！

　　最近，武漢科技大學外語學院講師吳萬偉翻譯了《吞噬科學的數字》揭穿了國際上廣泛流行的SIS評估系統的弊病：

　　20世紀50年代末期，費城研究人員加菲爾德(Eugene Garfield)在業余時間研究科技文獻，思考怎樣從中找到有用的信息。

　　最后他總結出所謂“影響因子”的東西，一種將期刊排序的方法以幫助他從比較少的題目中挑選最重要的出版物。為了確定對科學家最重要的刊物，他提出了統計每種刊物每篇文章引用次數的方法。

　　影響因子的列表統計引用次數和期刊影響因子的公司ISI最初由加菲爾德在費城創辦，1992年被湯姆森公司(Thomson Corporation)兼并，該公司試圖將引用次數統計變成更為有利可圖的操作，通過買斷數據庫和推銷其產品。由于讓人驚訝的引用頻率，編輯開始挑湯姆森公司公布的影響因子的毛病。

　　影響因子尤其在過去五年間，已經獲得了如此的能量以至于開始控制科技產業。在亞洲，歐洲，在美國也越來越多，加菲爾德的工具在招聘，提升教授，和研究項目撥款等方面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普林斯頓大學物理教授羅伯特·奧斯丁(Robert H. Austin)說“影響因子可能是因為數字的濫用而造成的災難。”批評家說影響因子熱的持續擴張已經威脅到扭曲科學研究的方向。研究者現在更可能追蹤時髦的課題---能夠進入影響巨大的刊物---而不是去追蹤不會成為年度熱門話題的項目。馬薩諸塞大學醫學院生

　　影響因子也導致人們對科技出版行業的懷疑和嘲諷。期刊編輯已經學會怎樣操縱這個過程，有時候通過合法的編輯部選擇，有時候則采用欺騙手法人為的提升自己的排名。比如，有些生態學刊物采取提高影響因子數量的政策，總是要求作者添加本期刊從前文章的引用次數。那些收到這樣要求的作者說這個做法歪曲了科學研究的本意，是對科學道德的踐踏和背離。

　　從2000年到2004年一直擔任執行編輯的斯蒂夫·奧曼多(Steve Ormerod)寫道他任職期間幾個社論引用他自己的刊物幾十次。比如在2002年他的兩篇評論引用了該刊物2000到2001年發表的103篇文章。單單兩個社論就提高了該刊2002年的影響因子20%。(《吞噬科學的數字》《光明觀察》2005年10月27日)。

　　大家看一看，斯蒂夫·奧曼多的做法多么像股市中的莊家，自己炒自己。非常有趣的是我們的大學竟然模仿SIS系統建立了一個“核心期刊”系統，用來做為博士生得學位的條件，并且左右教師的評職稱，變成了形式主義。SIS的評估系統是商業性公司湯姆森(Thomson Corporation)搞的，具有盈利性，所以刊物排行榜很難保持客觀性。現在加菲爾德先生把自己的想法和原子能相比：這個力量能夠造福社會，如果使用不當，就會帶來可怕的災難。

　　加菲爾德后悔自己像愛因斯坦那樣，本想原子能和平利用，卻想不到出現了了原子彈的后果。我們注意到，外國批判SIS評價系統已經10年，我們大學還把SIS當先進系統用，讓人哭笑不得。更可笑的是哈佛博士、香港社科技大學、社會學教授丁學良說“稍微懂一些專業的人，只要他去看一看國際上經濟學界那些最重要的學術刊物，在過“去的10年或15年的時間里，有多少文章是來自中國國內的經濟學家”。這不是忽悠人嘛！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目的，因為ISI系統中的5,968種科學刊物和 1,712種社會科學雜志的影響因子排名中，基本上是英文刊物。中國大陸重點大學和一般院校都有學報，各省社會科學院也有刊物，已經達到幾百種，不可能在ISI系統1,712種社會科學雜志占多數，因為外國公司不可能雇傭大量中文人員。這就意味著你在中文刊物上發表文章，很難進入SIS系統。如果是留學的，能用外文寫作的就比較容易進入SIS系統。這是國內外學者公認的事實。所以丁學良才說：要看一看國際上經濟學界那些最重要的學術刊物。這不是故弄玄虛嗎？現在SIS系統已經被國際學者廣泛質疑，甚至認為“影響因子熱的持續擴張已經威脅到扭曲科學研究的方向”的地步，丁學良卻向我們宣揚“國際刊物”，這不是忽悠，又是什么？

　　我們還有一個證據：2005年11月20日，Science雜志高級編輯Guy Riddihough應邀在“《中國農業科學》創刊45周年紀念暨世界農業科學前沿學術研討會”上作主題發言：“我說期刊影響因子是一個謊言，那是借用馬克·吐溫的話，開玩笑的說法，其實我的意思是，期刊的影響因子并不是不準確，而是會造成誤導。”他的“謊言說”一出口，立刻引起在場學者的紛紛議論，會后，他在接受《科學時報》記者獨家專訪時這樣解釋：

　　被引頻次也好，影響因子也好，作為統計數字，它們是準確的；但作為一個衡量文章質量的尺度，它確實不夠準確。由于一些科學家不能很好地理解這些統計數字的意義，導致統計數字“曲解”了真實問題，就好像變了一個魔術，把它本不具備的功能加之于身。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對科學家和公眾的一種誤導。(《〈科學〉高級編輯：期刊影響因子會造成誤導》《科學時報》2005年11月24日)

　　所以，我以學者的良知，勸內地學術界不要猜測丁學良八卦陣中的“五個”，否則就會自找麻煩，同時也勸丁學良別再忽悠了，什么事見好就收。如果開始提出“五個”論，然后說，我不過是一種夸張，還是有臺階下，現在戲法玩大了怎么收場呢？順便說一句；內地研究生早就知道SIS的影響因子的漏洞，當今這個信息高度發達的時代，誰也別忽悠誰！所謂“國際刊物”有參考作用，但是不能把它神化、偶像化，任何事情都是一分為二的。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國際上的所謂大學排行榜，五花八門，并不具有權威性。丁學良說：“我的專業是政治社會學，主要研究制度變遷，其中大學制度是我的研究對象之一。大學制度中，學術評價體系和評價標準是非常重要的內容，我做了專門研究，社會科學中以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評價體系為主要對象。不僅如此，在實際中，我現在仍擔任境外大學的學術評鑒人，了解它們如何招聘、評價經濟學教師。”(《丁學良稱香港科大選副教授標準為經濟學家標準》《南方周末》200512月8日)

　　丁學良并沒有說明他是境外哪個大學的學術評鑒人，國際上也沒有各大學聯合的學術評鑒人組織。這又是在忽悠人。

　　最有趣的是：丁學良不遵守基本的學術規范，無論是國內外大學的碩士和博士論文都有一個最基本的要求，首先要說明你研究課題的前人成果，并做出評價，然后再提出你的創新點，進行論證。如果搜集資料不全就可能出現笑話，自以為“創新”，卻是別人早就說過的觀點。作為學者，不僅寫學術論文如此，而且在日常發表言論時，涉及到學術觀點時，也應該如此。但是，我們看到丁學良鬧出一個大笑話！請看他與記者的對話：

　　記者：1995年，社科院經濟所學者左大培發表《經濟學界也要反腐敗》一文，第一次在國內鮮明地提出經濟學家 "操行”問題，至今余波在漾。你是如何理解經濟學家的“腐敗”行為？你認為我國目前最需要怎樣的經濟學家？

　　丁學良：我從來沒遇到過左大培。但我希望中國出現越來越多按照國際標準衡量的經濟學家，我強調的是要看一看海外對經濟學家和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們的兼職有什么規章制度，中國需要盡快引進這些規章制度。

　　我在我的那本《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中強調了，我們沒有道理認為學者們具有比政治家或商人更高的道德優勢。傳統上認為政治家會腐敗、商人為了利潤容易騙人，但不能由此認為學者們有天然的道德優勢。（《丁學良：總要有人站出來說話 經濟學界要反腐》2005年11月11日《新民周刊》）

　　早在1995年，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學者左大培發表《經濟學界也要反腐敗》，這是學術界盡人皆知的事實，丁學良竟然以“我從來沒遇到過左大培”，不承認別的學者的研究成果，不承認人家早就提出的觀點，連最起碼的碩士生、博士生應該遵守的學術規范都沒有做到，卻到處夸夸其談。

　　我們還要指出，號稱研究“政治社會學”的丁學良，連形式邏輯的概念都搞不清楚，他的所謂“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是指“中國內地”(中國大陸)，他的“香港科大選副教授標準為經濟學家標準”是指香港，他忘記一個最根本的概念，“中國”是包括內地和港、澳、臺在內的一個總體概念。所謂“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只能認為是包括中國內地和港、澳、臺在內的“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現在，又冒出一個“香港科大選副教授標準為經濟學家標準”，如果“香港科大選副教授標準為經濟學家標準”，那就遠遠超過了5個。那么，請問丁學良“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又如何解釋呢？

　　大家看一看，丁學良的形式邏輯知識多么混亂，這難道就是

　　我們作為內地學者與香港中文大學和美國大學的許多學者，如杜維明、成中英、劉述先等都有過交往。像丁學良教授這樣自以為是，連形式邏輯的概念都搞不清的學者，是第一次看到。再次奉勸丁學良教授別在忽悠了，SIS的“影響因子”系統的弊病，不僅國際學術界都知道，連內地研究生都知道，請你別在拿什么“國際”在忽悠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