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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傅勇
很多人都注意到，在世界范圍內，經濟樂觀情緒的焦點似乎正在從中國轉向印度。這是新近幾年的國際學術會議上出現的一個明顯變化。用復旦大學張軍教授的話說，中印兩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區別在于，我們對中國的現在比對她的未來知道得更多；而印度的情況則恰恰相反。這實際上表征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仍然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
其實，就過去的增長記錄和當前的發展勢頭而言，印度和中國還是有相當差距的，并且這種差距并未見明顯縮小。那么，對印度經濟的樂觀來自于何處呢？
在一些觀察家看來，印度經濟具備了實現長期增長的所有重要條件：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健全而發達的金融市場以及在西方看來相當標準的政治框架。經濟學原理一再告訴我們：有了良好的制度保證，從長期來看，一個經濟是沒有理由不增長的。因而，幾乎所有人都相信，雖然印度現在腳下的道路并不寬廣平坦，但很快她的經濟將踏上一條光明大道。考慮到這些，印度已有的和當前的經濟增長并不那么令人振奮，這倒是多少有些令人費解的。
再來看看中國的情況。對于中國經濟的優秀表現，我們已經找到了很多的解釋視角。比如，中國路徑作為一種增量式改革被認為是一種巧妙的制度創新，它使得在體制內的利益未受影響的條件下，體制外實現了迅速增長，因而，沒有造成生產和福利的大幅下降，改革的成本也比較小，走出了一條一部分人受益而沒有人受損的“帕雷托改進”之路。另外一個解釋是，中國的成功源自其特殊的分權改革。轉軌經濟的一個共同經歷是經濟決策權從集權化的中央向地方分散，也就是說，給予企業和地方政府更多的權力和激勵去追求經濟增長；而中國通過構架一種“財政聯邦主義(fiscalfederalism)”使得中國地方政府對經濟增長表現出世界上罕見的興趣。
在一般的轉型國家中，都會出現經濟分權的過程。而在中國經濟分權的過程中，中央政府保留了對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尤其是通過以經濟增長績效為主要指標的官員考核提拔機制來激勵地方官員追求經濟增長。因而，中國地方政府為增長而競爭著：為外資提供優越的投資環境和優惠政策、推動國有經濟戰略重組甚至民營化、新建基礎設施、經營城市發展……實際上，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正是地方政府締造了中國經濟奇跡，為中國已有的高速增長提供了源源不絕的渾厚動力。
可是，即便我們能夠很好地解釋我們過去和現在的高增長，但是對于未來會怎樣，也許我們遠沒有那么自信。按照標準的經濟學理論，中國的經濟增長純屬意外。眾所周知，中國國有銀行信貸的大部分都貸給了國有部門，股市債市這兩大資本市場遠不完善，利率和匯率尚未市場化；勞動力在城鄉之間仍然無法自由流動；土地也不能按照市場原則實現流轉。因而資本、勞動力、土地這三大生產要素都沒有實現完全的市場化。而在商品市場，地區保護主義的盛行和地區間的產業趨同清晰地表明，商品流動在相當大程度上仍然受到限制。在國際上，中國“市場經濟國家”的地位甚至至今也沒有得到許多國家的承認。
因而，中國這種不完善的體制能否支撐中國經濟繼續走下去，或者還能支撐中國經濟增長多久？這絕對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首先，雙軌制和增量改革的創新雖然顯示出制度變遷所帶來的對生產力的巨大釋放作用，但是一旦這種二元體制制度化，就有可能陷入到一個僵固的社會之中，改革就會因為強大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而變得越來越難，未來的制度演進就可能被“軌道鎖定(lockedin)”。
在另一方面，政府在強有力地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使得經濟有可能會出現大起大落的劇烈波動。原因是，政府決策雖然效率更高，執行起來也更加雷厲風行，但是出現決策風險的可能性更大，并且一旦發現犯錯誤又往往會出現矯枉過正的傾向，從而使得經濟出現人為造成的經濟周期。中國經濟總是在過冷或者是過熱中徘徊，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這種擔憂。而地方政府在這一輪房地產市場行情中所扮演的推動角色也讓我們看到經營城市理念背后的一些隱憂。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轉軌經濟的大家庭之間正在上演一場經濟增長的龜兔賽跑，而中國就像那只矯健的兔子。在開始的階段中，它穩穩地占據了有利的位置，把對手們遠遠地甩在身后；我們絕對不希望這個古老故事的結局預示著中國的宿命。但是，人們對印度樂觀情緒的高漲和中國擔憂的增加也絕不僅僅是空穴來風。
當然，這只是展示了一種悲觀的可能性，歷史的發展往往會超越人類的想象。雖然中國的轉型遠沒有完成，但換一個角度看，這正是中國“后發優勢”的重要來源：伴隨進一步轉型而來的制度完善必將為中國提供更加巨大的增長空間。而眼下中國前進的腳步依然強勁有力，只不過，考慮到上述風險的存在，我們的確需要對中國經濟未來投入更多的思考。畢竟，誰都不愿意生活在對“未來”的擔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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