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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少鵬
郎咸平作為華裔經濟學家，其學問取之于美國的學院圈子，帶回到國內“普及”和“教化”，尤其是通過一些喜聞樂見的形式(比如在電視臺開講座)傳播知識、針砭時弊，很是可愛。
他十分勤快，我們總會聽到他對于熱點話題的評點，比如最近他表示要爭當全國“第六個合格的經濟學家”(緣于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教授前不久提出“內地只有5個合格經濟學家”)。但是，在提出一些可供參考的意見的同時，郎咸平先生持續不斷地犯著兩個錯誤(這兩個錯誤甚至是致命的)：一是“路徑強迫”；二是“概念絕對化”。
從“路徑強迫”來看，他的一個典型主張就是把改制成功的企業上市。這無疑頗令投資者滿意，但是，縱觀國際市場，成功企業同樣會在市場浪潮的沖擊下倒閉或被兼并。還有，他強烈主張以信托制度“完善”國有企業改革；他把國企高管比做國家請來打掃房間的保姆，認為打掃干凈拿了賞錢走人即是，不能把改革成果竊為己有。
從“概念絕對化”來看，郎咸平認為，過去國有企業改革的路子、目標都是錯的，最有煽動性的表達就是：“改革的成本幾乎要全社會負擔，改革的利益歸于少數人”。這話如是一時心血來潮，隨便說說，尚可原諒，但作嚴肅的學術判斷，則顯然違背了事實———國企改革的確與工人下崗、銀行救濟相連，但是，國有企業改革的直接結果是生產效率提高、產品豐盛、消費品價格穩定、國家稅收增加，人民群眾是最終的受益者。
我們也確實看到一些國有企業負責人借機撈取個人實惠，甚至違法犯罪。但是，我們也要承認，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對國有企業高管的激勵政策也是很不完善的。解決這個問題，既要從道德約束入手，也要從體制機制上入手，即要“兩手硬”。信托文化正屬于道德約束和體制機制約束的一種學術表達。因此，不能夠說我們全然沒有信托文化，更不是搬來美國、英國的信托制度就可解決一切問題。最近，“國有企業保姆”的待遇問題已在進行一些新的嘗試，這實際就是一種務實的接軌。
再看郎咸平對中美醫保制度對比的“絕對化”：在美國看病不要保證金，看了病再說；而中國的醫院相反，先要保證金。他說，在美國“你不必交保證金的，你一定會得到最好的醫治，這也是一種對人性的關懷”。這樣的片面對比顯得十分虛弱：其一，中美經濟發展階段、人口數量完全不具備可比性。其二，我國醫保制度正在轉軌之中，通過國家、集體、個人三方累積醫保資金的過程已經啟動。換個角度，盡管我國的大中型醫院已有相當數量的資金積累，但靠這些資金救濟患者仍然不能達到美國的“大方”水平。其三，人文關懷也需要實力，增強我國的醫療救助實力、社會保障實力，還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國家發改委負責人最新表態說，2006年將把教育、醫療、住房等價格問題列為整治重點，這是我們在深化改革過程中完善公共事務監管的正常步驟，郎咸平所倡導的路徑強迫則是南轅北轍。
郎咸平先生的可愛之處在于，他把自己在國外見到的事實轉述給國內的聽眾、觀眾；其失敗之處在于，動輒否定既往的改革路徑。面對中國人口眾多、市場經濟經驗不足、傳統觀念阻礙等等因素，務需把發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會的可接受程度統一起來。因為，任何改革都可能在“計算機里模擬”出來，也不可能精確到每一個“會計細節”上。
改革成功與否，最終要看人們的購買力、受教育程度、醫療保障程度、參與公眾事務的程度以及人的綜合文明程度等，是否有明顯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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