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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人之吳向宏專欄
近日《中華工商時報》報道，“十一五規劃”公布后，一些學者認為，以前一直倡導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理念，也將讓位于“效率與公平并重”，或“更加注重公平”。中央黨校一教授對上述觀點表示異議，他認為財力無情，效率必須優先，公平只能注重。此說迅速引起網友強烈的抨擊。
在我看來，煞有介事地討論“應該公平優先還是效率優先”，實在是一個笑話。因為這兩者本來就不是相互矛盾的。到目前為止，人類社會中最有經濟效率的制度，就是市場經濟制度，而它恰恰是建立在人類到目前為止最公平的分配制度——自愿等價交換——的基礎上的。一個完美的市場經濟制度，就應該是一個沒有巧取豪奪、沒有欺詐背信、沒有權錢交易、沒有壟斷牟利的制度，我們還能想象什么樣的一種經濟制度，比這更加公平呢？經濟學理論一再證明，這樣的完美市場經濟制度能達到經濟產出的帕累托最優，也就是最有效率。換句話說，最公平的制度，也就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反之亦然。
所以，“為了效率可以犧牲公平”的口號是荒唐的。在建設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在一切市場化的改革中，一個基本的規律是:犧牲公平，也就犧牲了效率。反之，真正能夠提高效率的改革措施，一定是符合公平原則的。例如:把國有資產以私下交易的方式“化公為私”，不但不公平，也是無效率的。公平的方式當然是公開拍賣，自由競價，價高者得。只有這樣，企業才會落到最有經營能力、因此愿意出最高價收購的人手中，而不是落到有關系的人手中；企業才能發揮出最大的效率。
讀者可能會疑惑:不是說經濟學上有所謂“公平效率不可兼得”的定理嗎？那又是怎么回事呢？嚴格來說，這其實是一個翻譯錯誤。這個定理中，和效率相矛盾的不是“公平”(英文為fairness)，而是英文的equality ，即“平等”或“均平”，指的是收入的平均化。這個定理的適用范圍，不是像中國這樣還處在建立市場經濟過程中的國家，而是已經建立了較為規范市場制度的經濟體。
在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中，有能力的人會掙錢多，因此會出現貧富差距。富人通過合法手段、靠自己的能力致富，這本來完全公平合理，但從同情弱者的道德立場看，還應當提倡富人拿一部分錢出來賑濟窮人。最早詳細論述“均平效率不可兼得”的阿瑟·奧肯教授，針對的就是這種“劫富濟貧”的轉移支付行為。奧肯認為，犧牲一點整體的經濟效率，犧牲一點公平原則，以換取窮人生活水準的提高，是值得的。顯然，所謂“均平”，是在市場經濟本身的公平秩序已經基本建立之后，為了進一步縮小收入差距，而進行的“劫富濟貧”。如果僅僅追求公平，不會損害效率，只有更高道德層次上的“均平”目標才會犧牲一部分效率。
當這個定理被介紹到中國來，又錯誤地被把“均平”翻譯成了“公平”之后，在學術圈子內部雖然沒有引起太大混亂，在社會上卻免不了以訛傳訛。個別人錯位地生搬硬套，望文生義地喊出“為了效率可以犧牲公平”的口號，推出了一些罔顧公平的“改革”措施。這些不公平的“改革”只會造成畸形的貧富分化，并不會真正提高經濟效率。相反，如果各種“灰色”甚至“黑色”的致富手段大行其道，如果造假者、腐敗者、漠視法律者和巧取豪奪者紛紛進入富裕階層，真正守法、勤勉、有創造能力的人就會被排斥在經濟支配體系之外，這個社會鼓勵的就不是創造而是欺詐，它的經濟效率就必定是低下的。
同樣可笑的是，面對這種由不公平、低效率制度造成的貧富分化，有學者卻主張“放棄效率以換取公平”。打個比方: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好比富人的肥胖癥，需要靠節食(犧牲一部分營養)來減肥；而由不公平制度造成的貧富分化，則相當于營養不良造成的浮腫，怎么能夠靠“犧牲一部分營養”來解決呢？“犧牲效率以增進均平”的思路，是發達國家福利政策的主題，其前提是富人的財產基本上由合法、高效的手段得來。中國還處在追求起碼的經濟公平和效率的階段，如果“犧牲效率”，比如以征收高額累進稅的方式來縮小貧富差距，倒霉的恐怕只能是老老實實交稅的守法企業家和工薪階層，難以觸及那些收入本來就不清不白的非法暴富者。其結果，效率下去了，公平狀況也會進一步惡化。
是該從“公平優先還是效率優先”的無稽之談中擺脫出來的時候了！今天的中國，不僅僅急迫地需要公平，也急迫地需要提高效率。而且，經濟效率低下的一大部分原因正來自于體制的不公平、不合理。病灶并不是兩個，而是只有一個。問題也并不難徹底解決，只要有關方面有解決問題的決心。
(作者系Manatt Jones國際咨詢公司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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