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六：國有銀行改革需要引進國際戰略投資嗎

　　胡祖六 /文

　　編者按：中國的銀行系統，一直被認為是中國經濟改革中最困難的一部分。

　　現在，這“困難”的一部分走到了最關鍵的時期。

　　本報10月3日刊登的《“出賣”銀行》專題，在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重組和上市的關鍵時刻，客觀地對中國銀行業引資的整體情況；政府、尤其是中央匯金在此擔當何種角色；出售價格如何確定，是否需要重新估值；以及會否帶來金融安全問題進行了詳盡的報道和分析。

　　隨后的兩個月里，關于銀行如何改革的爭論如火如荼。

　　在外資以戰略投資者或者財務投資者身份進入中國銀行業以來，有關銀行股權是否賤賣的爭論一直存在。爭論還包括外資是否擁有太大的話語權，從而威脅我們的金融安全和金融穩定。

　　上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高盛集團董事總經理胡祖六特地為本報撰寫獨家文章，全面系統地探討了中國銀行改革中存在的問題。本報全文刊出，以饗讀者。

　　脆弱的銀行體系長期以來是困擾

　　2005年可以說是中國銀行改革的攻關年，也是獲得重大突破的一年。通過中央政府動用外匯儲備及其它資源為重點商業銀行注入資本金和剝離不良資產，三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和工商銀行，以及最大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交通銀行，都完成了大規模財務重組，基本上甩掉了沉重的歷史包袱，顯著地改善了其資產負債平衡表質量。

　　目前，這幾家銀行一級資本充足率均達到或超過8%，不良貸款率大幅下降至5% 以下， 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提升至50%以上。關鍵財務指標的顯著改觀，為這些銀行內部機制改革，引進國際知名的戰略投資者，和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市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交通銀行于2005年6月成為了首家中國內地在香港聯交所成功上市的商業銀行，IPO集資額20余億美元。 其后不久，建設銀行又在香港上市成功，集資額高達80億美元之巨，成為2001以來全球最大的

　　這些為中國的銀行蛻變為真正穩健、有效率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金融機構創造了前提條件，大大增加了中國國內公眾和國際投資者對中國銀行體系的信心。

　　但是，國有銀行財務狀況的暫時性好轉，加之當前十分有利的國際資本市場環境，引發了一些人的盲目樂觀情緒和認識上的混淆誤解，甚至導致了對中國銀行改革的基本模式與手段的質疑和批評。

　　尤其是，國外戰略投資這一本來被廣泛認同的政策舉措突然間成為了學術界和大眾傳媒關注與爭論的焦點。

　　本文試圖圍繞中國銀行改革是否有必要引進國際戰略投資，什么是構成合適戰略投資者的標準，國有銀行資產是否被賤賣等眾說紛紜的問題作一討論， 旨在澄清目前一些廣為流行但似是而非的意見和觀點。

　　引進國際戰略投資的意義

　　中國國有銀行體系改革的一個基本思路是，通過國家注資與剝離壞賬進行大規模財務重組，以盡可能快地解決歷史存量問題；通過股份化包括引進國際戰略投資者從根本上改變銀行傳統的產權與經營機制，健全公司治理；通過股票公開發行進一步募集充實資本金，強化對銀行的市場約束，推動促進銀行的持續改革，以提高和鞏固銀行改革的最終成果。

　　這個思路參照了國際上銀行重組的經驗， 又糅合了中國具體國情，為中國銀行改革提供了一條清晰、務實和可靠的路徑。

　　從理論上來說，股份化或民營化改變了國有獨資的傳統格局，增加了私人資本持股比重，從而有效地改變銀行的產權結構與經營機制。但實際上，中國十余年來的實踐表明，單純的股份化并不能保證原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的真正改善。中國不少A股股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和經營業績不盡人意就是明證。

　　鑒于金融體系在經濟中的核心地位，和政府巨額注資的直接和間接成本，銀行改革決不可半途而廢，功敗垂成。因此，中國政府明智地鼓勵商業銀行積極引進國際戰略投資者，就是為了確保“花錢可以真正買到新機制”。

　　具體而言，引進國際戰略投資者有四大好處。

　　首先是補充資本金。通過中央政府動用外匯儲備資產、央行票據和財政資源等方式對中行、建行、工商銀行以及交行進行注資與剝離壞賬，這些重點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平衡表得到了清理，基本財務指標有了明顯好轉。比如，財務重組后，2003年底中行和建行的一級資本充足率為7.1%和7.7%，總資本充足率為5.88%和6.51%。

　　但即使各行風險加權資本充足率達到了中國銀監會的最低要求，它們離世界先進銀行的水平也還有較大差距。國際上有雄厚財務實力的銀行除了滿足“監管資本金”要求，每年還會產生可觀數量的“剩余資本金”，可以用于戰略兼并、開拓新業務、股票回購或增派股息。

　　中國強勁宏觀經濟增長為銀行今后各項銀行業務成長提供了廣闊空間，較高的資本充足率才能保證銀行能夠抓住業務擴張機會。尤其是，中國銀行體系的業務和收入結構高度依賴傳統信貸息差收入，這類業務相對于國際一流銀行比重較高的收費業務來說對資本金要求更高。因此，雄厚的資本是本國銀行繼續保持市場領先份額，維持業務健康成長的一個關鍵因素。

　　引進國際戰略投資者的一個明顯而直接的好處就是在中國政府注資后能夠進一步充實銀行資本金。一些人把銀行必須滿足的監管資本金要求與銀行審慎穩健和長遠發展所必需的資本金混為一談，認為政府注資后便可高枕無憂，無需新的資本投入。這種看法是片面而短視的。

　　鑒于中國銀行機構所面臨的特殊風險因素和特殊增長機會，即使政府注資后其資本金與國際一流銀行相比依然偏低，而非過高。引進國際戰略投資者是充實一級資本金的有效途徑之一。顯然，對于那些沒有條件直接得到政府注資而資本金又嚴重不足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國際戰略投資雪中送炭的作用尤為重要。

　　其次是增加了公眾投資人的信心，確保IPO圓滿成功。在中國國有產業重組改革走向資本市場過程中，已有許多利用國際戰略投資者的成功案例。中石油在2000年初 (NASDAQ網絡股市泡沫破滅前)上市，遇到了艱巨挑戰。作為中國最大國有企業，傳統產業舊經濟的代表，加上母公司在蘇丹的投資，美國勞工組織和右翼宗教勢力的阻撓，使得中石油股票發行困難重重。最終，英國石油公司(BP)作為戰略投資者參股，在關鍵時刻讓公眾投資者吃了一顆定心丸，對于中石油IPO的順利完成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相對于能源與電信等行業，銀行上市的難度更高了許多。鑒于國內外公眾與投資者長期來對中國銀行體系缺乏信心，即使一年前還很難想象任何一家中國銀行可以在國際資本市場順利上市。交行首開先河，成為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的第一家中國內地銀行。發行時香港零售投資認購倍數高達205倍，國際機構認購達20倍，總訂單高達535億美元之巨。投資者對交行股票如此熱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匯豐銀行的參與。匯豐對交行19.9%的戰略投資和合作協議是交行IPO股票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亮點，大大提升了市場信心，并從根本上改變了國際投資者對交行乃至中國整個銀行體系前景的預期。

　　建行最近成功完成了集資額80億美元的自2001年來全球最大的IPO項目，而就在發行前數月建行還籠罩在丑聞的陰影之中。其前后兩任董事長接連涉嫌貪污腐敗案，一已在監牢服刑，另一突然去職受審。除了政府注資、宏觀經濟和郭樹清率領的新管理團隊等積極因素，建行的戰略投資者——美洲銀行與淡馬錫——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也不容忽視。任何一個有資本市場經驗的專業人士都會知道，具有良好聲譽的國際戰略投資者對于中國國有銀行的上市是多么重要。國際戰略投資者幫助提升市場信心，刺激股票需求，取得有利定價，從而為IPO的成功提供了可靠保障。

　　再次是移植先進管理經驗。不容爭辯的現狀是，中國的銀行機構目前在信貸決策、風險管理、內部控制、金融產品、IT技術等諸多領域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還差距甚大。即使通過政府注資完成了為消化歷史問題而必需的財務重組，誰也不能擔保中國的國有銀行體系已經永遠地走出了險境。如果這些銀行不能迅速地加強風險控制，改善經營管理，不良資產問題完全可能隨時卷土重來。因此，引進世界一流的優秀金融機構作為戰略投資者，不但可以帶來資本金，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轉移先進管理經驗，產品技術，和最佳慣例，從而幫助中國的銀行機構迅速地提高管理經營水平。

　　最后是提供持續改革的“催化劑”。財務重組只不過是銀行改革的開始。真正商業化的銀行運營在中國歷史太短。在長期國有獨資和與之相應的僵化人事制度下，國有商業銀行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與現代金融格格不入的官僚政治文化。中國要打造一個現代化的有全球競爭力的銀行體系，就必須在銀行機構內部建立起一種專業、高效和不斷創造股東價值的全新文化。而這正是國際戰略投資者可能帶來的最珍貴的價值。

　　國際一流的金融機構作為長線戰略股東，可以在董事會戰略決策、高管招聘激勵、風險控制制度和重要業務發展等多層面發揮積極的影響。他們雖是少數股東，但因為其專業經驗，市場聲譽，和對投資回報率的執著要求，這些戰略投資者有可能“四兩撥千斤”，既有動力也有能力扮演比政府大股東更有效的“催化劑”角色，促進銀行持續不懈的改革。

　　選擇戰略投資者的標準

　　國際金融機構各式各樣，從而潛在戰略投資者也有多種類型，包括所謂“綜合性銀行”，如花旗、JP摩根等，商業銀行如匯豐、渣打等，投資銀行如高盛、摩根斯坦利，專業性金融服務公司如美國運通、通用電氣金融公司等，基金管理公司如富達，保險公司如友邦、安聯、保誠等，以及私人股權投資公司如卡萊、KKR、得克薩斯太平洋集團等。

　　商業銀行和商業銀行業務比重較大的綜合性銀行是中國銀行機構引進戰略投資者時自然考慮的對象，因為這些機構有顯而易見的優勢，他們比較為中國的銀行所熟悉，可以直接帶來商業銀行的產品技術和管理經驗，也符合中國傳統文化“門當戶對”的觀念。所以幾乎中國的每一個銀行都是從這一目標群中開始尋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伙伴”。其潛在缺點是商業銀行作為商業銀行的戰略投資者，主營業務重疊太多，難以避免可能的競爭沖突。

　　由于全球化與行業整合的需要，在國際上銀行跨境并購十分盛行。但是，一家商業銀行以少數股權形式投資另一家商業銀行，案例卻非常稀少，成功者更為罕見。基于保護品牌、文化與控制權等考慮，國際大型商業銀行通常主要依靠有機成長和戰略收購來進行全球擴張。只有極特殊情形下，東道國有“市場準入”障礙，對銀行業外資所有權比例設有法律限制，而外資商業銀行又希望進入該國市場時，才迫不得已勉強考慮少數股權投資。

　　在美國這樣高度發達的金融體系中，有一些非常優秀的專業性金融服務公司，在某類金融服務中具備特殊專長優勢和市場領導地位，比如信用卡公司、消費融資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等。投資銀行和保險公司也可較廣義地視為專業性金融服務公司。

　　這類金融機構也可以作為中國商業銀行考慮的潛在戰略投資者。他們也許不能或不愿在傳統商業銀行的產品技術方面開展直接合作，但是在新型業務領域比如信用卡、資本市場產品(如利率、外匯交易和衍生產品等)、風險管理、保險分銷、

　　此外，國際上知名的私人股權投資公司也可以成為中國商業銀行的潛在戰略投資者。私人股權投資近年來已成為外國直接投資中一支非常活躍和重要的力量。它們參股和控股金融機構包括商業銀行的交易案例日益增多。這些有雄厚資本實力和豐富經驗的國際性專業投資公司在中國的銀行改革中也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但在許多關于戰略引資的討論中，此類投資機構被簡單地定性為只關心投資回報的財務投資者，比如美國新橋在深圳發展銀行的投資和新加坡政府淡馬錫公司在建行和中行的投資皆引起了很大爭議，為一些人所詬病。

　　其實，財務投資者與戰略投資者之界定是相當模糊的，甚至是不可明確劃分的。那種以為只有同業機構才是“合格的戰略投資者”，只有“財務投資者”才看重投資回報的看法未免過于偏頗、武斷和簡單化。無論他們帶有哪些名目冠銜，國際投資者無一例外都會高度關注投資的潛在風險與預期回報。不在乎風險與回報的投資者其實與政府和國有法人股東無異，也就不可能真正幫助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創造價值。

　　耐人尋味的是，英國石油公司對中石油的投資當時是以“戰略投資”的名義和身份完成的，為中石油的IPO提供了關鍵性支持。按照通常的定義，英國石油當然屬于真正的戰略投資者，而非財務投資者。但英國石油參股后，與中石油并沒有太多業務合作，基本上扮演一個被動持股人的角色，四年后將其股份全部售罄，獲得了可觀的投資回報。

　　按照一般的定義，美國J.C.Flowers和Ripplewood這兩家專業投資公司皆不是商業銀行，所以他們對日本前“長期信用銀行-LTCB”的投資只能算作財務投資。可是，這些投資者進入后，對LTCB的發展戰略、業務模式、管理團隊、風險控制、IT平臺與公司治理等進行了全面地、系統性地和深刻地整頓與改造，使一個已經倒閉的金融機構死而復生，蛻變為名副其實的“新生銀行”，成為日本最有活力的金融機構之一。

　　類似的成功案例包括高盛對韓國最大商業銀行——韓國國民銀行，和美國新橋對韓一銀行的投資。同樣，依照常規的思維，高盛對中國平安保險的投資和對日本住友銀行的投資或許被視為一般財務性投資，因為高盛既非保險公司又非商業銀行。但是毋庸質疑的是，伴隨著資本的投入，高盛還投入了其龐大的專業技術資源，最終證明與其被投資伙伴一起創造了長遠的和顯著的戰略價值。至少迄今為止，國際上還難以找到一家保險公司對另一家保險公司或一家商業銀行對另一家商業銀行的股權投資可與這兩個案例的成效相比。

　　大體而論，對于中國的商業銀行來說，理想的國際戰略投資伙伴應該是那些有良好聲譽品牌，具備核心專業優勢和雄厚資金實力，對中國市場有長期承諾，有顯著戰略匹配，業務互補和協同效應的金融機構。至于選擇具體哪種類型，或者具體哪家外資金融機構，以及具體的投資交易結構，具體的業務合作模式等等，則應視有關中資銀行的自身具體情況(規模大小，業務結構，現有市場地位，未來戰略發展目標，最需要國際戰略投資者協助支持的領域等)而定，不可一刀切。戰略引資工作是否成功，取決于雙方在合作期間是否增添和創造了企業價值。目前對于新橋和淡馬錫的投資非議甚多，其實許多批評意見并不盡合理。

　　其實，只要雙方互相滿意，合作愉快，最終能夠增添公司價值，又何必對投資人的選擇評頭品足，橫加干涉？所幸的是，交行與匯豐，建行與美洲銀行，中行與蘇格蘭皇家銀行和淡馬錫，浦發行與花旗，深發行與新橋等模式各有其特點，但基本上都符合中國銀監會“長期持股，優化治理，業務合作，競爭回避”的戰略引資指導原則。對中國金融體系來說，多元化的戰略引資和合作模式互為參照，比試競爭，才是一個最有利的格局。

　　國有銀行資產是否賤賣？

　　建行IPO所取得的發行價為每股2.35港元，或相當于2005年凈資產的1.96倍，明顯高于美洲銀行作為建行戰略投資者在IPO之前的進入價格(凈資產的1.15倍)。這一現象引起一些人批評國際戰略投資者付價過低，國有資產被賤賣了。

　　但是，簡單地把戰略引資時的成交價格與IPO時的發行價格或目前公開市場股市價格進行比較，容易得出片面的結論。

　　首先，戰略引資一般都經過了適當的競爭程序。中方機構在廣泛認真地接觸了許多潛在投資者，仔細比較評估了各自投資意愿、所提條款和價格敏感度的基礎上，篩選出最合適的投資者對象，然后通過反復拉鋸式的談判，才就成交價格達成協議。這樣經過談判博弈形成的投資價格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反映“戰略投資”的供需均衡點，基本上是公平合理的。比如，交行、建行和中行分別在不同的時期與多家不同的國際投資者各自進行秘密談判，最終的成交價格均落在一個非常狹窄的區間內，就很能說明問題。

　　其次，戰略投資均成交在IPO之前，國際市場上凡對非上市公司的投資相對于同類上市公司價值本來都有適當的折價。而且很重要的是，戰略投資本身為銀行IPO鋪平了道路。交行和建行IPO之所以獲得如此龐大的需求，取得如此滿意的定價，戰略投資者確實功不可沒。如前所述，匯豐，美洲銀行，和淡馬錫分別幫助交行和建行的股票故事有利定位，大大地提高了市場信心，顯著地刺激了股票需求，從而保證了IPO最終定價在估值區間的高端。

　　第三，交行和建行IPO發行的時機不錯，后市交易表現也令人滿意，一大原因是非常有利的亞洲股票市場和宏觀經濟大環境，使得目前亞洲銀行股票板塊的交易價格倍數處于近年來的最高位。

　　尤其需要指出，目前中國的銀行股價相對估值也處于難得的高位(見表一)。三家香港上市的中資銀行目前平均市凈率在2倍以上，遠高于亞洲(1.48倍)和歐洲的平均水平(1.70倍)。我們可以與韓國銀行估值做一比較。韓國銀行也有可觀的盈利增長前景，其資產負債表質量甚至優于中國的銀行，但韓國銀行目前的市凈率(P/B)倍數相對于2005年凈資產僅為1.2-1.6之間，相對于2006年預期凈資產則僅在1.1-1.4倍之間。難以置信的是，目前交行和建行的市凈率甚至高于匯豐銀行。

　　實證研究表明，銀行市凈率倍數與其可持續的股本回報率之間存在高度正相關關系(見圖一)。基于中國上市銀行的預計股本回報率還明顯低于國際一流銀行，根據分析結果，它們目前股票的溢價高達25%-35%不等。如果其它條件不變，在未來幾年股價回落校正的概率可能遠大于股價繼續攀升的概率。鑒于資本市場股票價格固有的高波動性，我們不能簡單地把目前無論是在絕對水平還是在相對水平皆處于高位的中國的銀行股價視為長期的穩定的均衡價格，并以此作為評判戰略引資價格是否合理的標準。

　　第四，戰略投資者不但幫助中國的銀行取得了相當高的IPO定價，帶來立即的“溢價效應”，而且更重要的是，未來能夠通過其品牌，專業經驗和技術轉移，具體業務合作等渠道，在風險控制、產品開發、公司治理等諸多方面幫助增加銀行的長期價值，即真正實現已隱含在目前股價之中的較高“價值成長”預期。只有以相對于公開市場較低的價格進入，戰略投資者才能夠合理分享其幫助增加的價值。(見圖二)

　　第五，與一般公眾投資者不同，戰略投資者除了投入金融資本，更投入了其他資源，尤其是人力資本，后者在金融服務行業是最寶貴最稀缺的資源，應通過合理的投資回報予以補償。而且非常重要的是，戰略投資者通常有3年以上的鎖定期，承擔了一般公眾投資者所沒有的流動性風險。比IPO較低的進入價也包含了對流動性風險的一種“補償”。

　　總之，國際戰略投資者為中國的銀行帶來了明顯的短期利益，和中長期的潛在“增值”效應，所以戰略投資者通過較低的進入價格以分享部分未來“溢價”，是合情合理的“公平買賣”，并無所謂國有資產“賤賣”問題。何況，因為較長的投資鎖定期，國際戰略投資者只是賬面上得利而已，并不能立即套現，國際戰略投資者將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繼續承擔著中國作為一個轉軌經濟中的固有宏觀經濟周期風險，銀行體系的特殊政策風險，中國銀行機構的各種經營風險和股票市場波動的風險。不能只看到外方可能賺了錢，就產生一種不痛快的不健康心理。如果外方賠了錢，我們才真正有理由擔心，因為這意味著我們的銀行改革沒能達到預期效果，讓投資者虧了錢，而當然虧得最多的不用說還是匯金和財政部這樣的政府控股股東。

　　一個不能忘記也非常令人欣慰的事實是，正是因為在一定程度上國際戰略投資者的貢獻，國有大股東——匯金和財政部——在交行和建行等機構所持股份的“市場價值”已經大大高于原來注資時的投資成本，獲得了最大份額的回報。這是一個理想的“雙贏”結果，符合中國的最佳利益。

　　外資對金融安全的影響

　　在關于金融改革的熱烈討論中，有一種非主流但值得關注的聲音，認為引進國際戰略投資影響了中國金融體系的自主獨立，威脅到了金融安全甚至國家安全。

　　國際經驗表明，一個低效率、脆弱的金融體系，直接妨礙一個國家稀缺資源的合理有效分配，從而對該國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帶來重大的負面影響。而且，一個低效率的脆弱的金融體系往往導致系統性信用緊縮、金融恐慌，動搖公眾——存款者，投資者，和一般百姓——的信心，從而危及一國經濟穩定，有可能引起社會動蕩，并觸發全面的政治危機。蘇哈托政權鐵腕統治印尼三十余載。

　　但是，近年來大量關于金融危機的原因、機理和傳播機制的學術研究發現，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國金融體系的效率和穩健性與其開放度呈顯著負相關關系。一些經濟上最封閉的國家里有著最落后的金融體系，其效率最低，不良資產率最高，風險管理最薄弱，從而爆發系統性金融危機的概率也就最高。

　　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外國金融機構的參與造成或加劇了一國金融系統的不穩定。事實恰好相反。世界上一些最發達和最富有效率的金融體系是一些國際化程度最高的金融體系，如中國香港、新加坡、英國、瑞士、和盧森堡等。而大部分發生過金融危機的國家，在危機前都曾采取了排斥和限制外資金融機構的金融法規和政策，外資參與度無論按持股比例還是市場份額來衡量都非常之低。但是危機后這些國家痛定思痛，為了加快金融重組步伐，恢復市場信心，才不得不下定決心更大程度地開放金融體系，例如波蘭、捷克、墨西哥、阿根廷、韓國、日本和德國等。

　　最有戲劇性的案例要算韓國。

　　在1997年末爆發金融危機之前，韓國是世界上最保護本國金融機構的國家之一，外資在韓國金融體系的作用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從1998年金大中總統金融改革開始，歷屆韓國政府皆采取了更開放更自由的金融政策，外資參與度不斷上升。到2005年，韓國前期大銀行中，兩家-Koram和Korean First Bank-分別被花旗銀行和渣打銀行全額收購，兩家-Hana和Korea Exchange Bank-由外國金融機構和專業投資公司控股，外資持股比例分別為78%和74%。如果計入外資在公開交易股中的持股，則外資在兩家最大銀行——韓國國民銀行和Shinhan——中的持股比例分別達到了75%和85%。前七家中只有一家(Woori)由韓國存款保險公司(政府機構)暫時絕對控股(80%)，外資持股比率僅為12%。但是外資的大舉進入，不但沒有跡象表明危及了韓國的金融體系安全，而且通過其資本和專業資源的投入，使韓國金融機構在資本充足性、資產質量以及內控與風險管理能力等方面都有顯著的提高。由于大部分銀行機構在經營上更有效率，在財務上更為健康，韓國的整體金融穩定性也就相應有了明顯的改善。2000-2002年出現的“消費信用泡沫”最終對韓國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的負面影響甚微，也證明韓國的金融體系在開放后其抗風險和防震能力有所加強。

　　中國金融體系脆弱的根源可以追溯至國有產權、政府干預、信用文化和風險管理不善等國內機制上的原因，可以說與外部因素——包括外資銀行的影響——關聯不大。無論是國有銀行的大量不良貸款，還是證券業的普遍性財務告急，皆難以牽強附會地歸結為外資的參與。至今為止，外資在中國金融體系的參與度依然很低。即使近一兩年來中國銀行體系成功地吸引了150億美元的巨額直接投資(戰略投資)，外資銀行持股比例尚不到10%，遠低于世界上新興市場國家外資股權實際持有率35%以上的比例。外資商業銀行在華按資產或存款負債比重計占中國銀行市場份額尚不到區區百分之二，遠低于外資銀行在全球新興市場國家平均30%以上的市場份額。

　　不應忽略的事實是，銀行業是一個受政府高度管制的行業。如果一個經濟實力不強的小國都不害怕外資控制和壟斷這一重要而敏感的行業，像我們中國這樣一個經濟高速增長與經濟實力不斷壯大的堂堂大國，又何須擔心引進國際戰略投資會影響到中國的金融安全呢？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中國有自己的法律、法規和監管制度。即使全資外資銀行在中國境內開業也必須無條件地遵從中國的法律和監管政策，何況國際戰略投資者只是進行少數股權投資，外方未來對參股銀行的實際影響和控制力非常之小。因此，擔憂國際金融資本通過戰略投資的方式來實現其操縱或控制中國金融體系的不良企圖，實在是杞人憂天。

　　但這種非理性的恐懼一旦影響到政策層面，則可能真正地損害中國的長遠國家利益。如果狹隘的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思想占了上風，中國有可能失去一個千載良機，即有效利用國際戰略投資來加快推進中國銀行業乃至整個金融體系的重組改革，從而幫助中國金融體系變得更健康，更有效率和更有國際競爭力。

　　正因為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宏偉膽略和英明遠見，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里中國成功地實行了對外經濟開放政策，在制造行業吸引了數千億美元的龐大外商直接投資。通過參股中國企業或與之合資合作，全球最大最強的跨國公司和港臺企業向中國制造業轉移了先進技術和最佳國際商業模式，其結果是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迅速崛起。

　　中國政府目前正致力于規模宏大的金融改革，其成敗與否關系到未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社會政治的長治久安。這是一項無比重要，但充滿巨大挑戰的戰略使命，比起整頓改造低效率的國有工業企業難度更大。在銀行改革的一整套完整思路中，中國政府非常明智地走出了引進國際戰略投資者這一步。通過充實資本金，保障銀行IPO的成功，轉移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并持續地促進銀行內部改革，國際戰略投資將為中國的銀行機構增添和創造價值，在中國建立現代化的金融體系的進程中發揮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作者是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和高盛集團董事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