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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N評論員 朱冰堯
11月14日全球最大的人力資源管理咨詢公司——美世咨詢一項調查提醒那些打算在亞洲建立低成本分支機構的跨國公司：在中國面臨著比印度還要高的工資成本。這項報告顯示，在所調查的中國42種職位中，95%的基本工資成本要高于印度，經理層和專業人員的收入甚至為印度同等職位的兩倍以上。
中國和印度都擁有熟練的勞動力和低廉的工資成本，兩國也是目前跨國公司投資的首選地。由于印度現在擁有除美國之外最大的英語語言人群，因而從勞動力文化的快速融合方面，印度還具有更大的優勢。
本來，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是參與國際競爭的一大優勢，但比較優勢轉移的規律顯示，這個優勢可能在數年內喪失。特別是當中國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以后，勞動力價格會在一些地區、一些行業上漲。而且由于目前全球勞動密集型產品，如紡織品、消費類電子產品的生產相對過剩，中國企業主要以低廉的勞動成本迅速擴大國際市場份額的空間也越來越小。
逐步顯露的跡象表明，中國加工制造業的所謂“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正日益被進入中國的外企以及周邊國家、拉美國家所模仿，單純依靠勞動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等資源成本比較優勢已經無法為中國企業贏得未來。中國制造低成本優勢將要面對俄羅斯、印度、巴西等國的競爭，且已經沒有太大的發展空間。
比如，我們的鄰國印度，與中國同為世界上最大兩個發展中經濟體。一個擁有13億人口，另一個的人口也已經超過10億。在相當長的時期里，兩國一直實行進口替代戰略，在封閉的國內市場上各自建立了相對完善的工業體系。同時，又由于兩國經濟比較優勢類似，都是大規模的廉價勞動力，那么雙方都具備成為“世界工廠”的實力。因此，印度也十分可能成為替代中國的新的“廉價勞動力”投資地。
另外一個信息也在佐證著中國“廉價勞動力”的危機：2004年的廣東等地出現了“民工荒”。這一“天象”似乎是一個預兆：離開低廉勞動力資源支持，中國企業將何去何從？日本學者南亮進在《走向大國的考驗：轉折期的中國經濟》一書中認為，勞動力緊缺就意味著經濟的發展到了一個轉折點，經濟將轉軌，企業也必須轉型。
但是目前中國還有許多企業沉湎在“一味苛求低價格”的扭曲市場中，通過過度追求低價勞動力和低廉土地等試圖獲得持久國際競爭力，這樣的做法是極其危險的。
按照阿瑟·劉易斯的理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是一個二元結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由于農業等傳統部門滯留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因而形成了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局面。但從日本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看，當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和社會總就業人數之比低于50%左右時，就標志著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態的結束，工資水平的上升就變得不可避免。而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和社會總就業人數之比低于30%左右時，如果經濟處于高速增長狀態，那么就有可能出現普通勞動力短缺的情況。
中國目前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和社會總就業人數之比已經接近甚至低于50%，而沿海發達地區，如浙江省，這一數據已經開始越過30%的界限，相當于日本20世紀60年代的情況。顯然，中國經濟已到轉型與調整時期。
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制造”依然主要停留在貼牌等簡單的加工層面，滿足于給自己創造1%-2%的利潤，中國終將淪為全球產業價值鏈的最低端，只能獲得微薄利潤，失去持續快速發展的能力。內外壓力都迫使中國重新思考“廉價勞動力”的問題。
特別是當發達國家制造業在向中國轉移時，這些國家的制造業的技術水平、創新能力和產品質量也在不斷提高，這就給中國制造業提出了更為嚴峻的問題：倘若中國失去廉價勞動力優勢，我們該選擇怎樣的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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