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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俠
近日從媒體看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在清華大學舉行的“中國經濟發展國際研討會”上指出：“我們確實要關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慮到企業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資提得太高，投資者把產業都轉移到工資更低的越南去了，這樣的話，我們打工者連工作的機會都沒有了。”
筆者認為，李先生的觀點表面看來有道理，實際并非如此。工資成本低是投資選擇的一個考慮因素，但不是惟一因素。照這個邏輯，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由于人工成本的高昂，應該吸引不到外部投資才對。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可見，以壓低工人工資的做法來吸引投資，只是一種比較原始的方式。
由這個事件想到去年的一個報道。北京的一位政協委員為了解決北京的人口問題，提出了“人口準入制”的建議，由于遭到輿論的普遍反對而未實現。這兩件事可以看出，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有可能出現新一輪的政策歧視現象。其結果，將導致我國貧富分化日益拉大。
反觀近幾年我國的工資調整情況可以看出：屬于國家財政支出的行政事業單位連續幾次上調工資，而企業單位只相應地給政策，只見“畫餅”不能充饑。于是，就出現行政事業單位工資連年增長，而企業單位工資多年很少調整的現象。更不用說那些缺乏穩定來源的打工者收入了，這不是明顯的政策歧視嗎？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缺少對社會境況較差者的公平考慮。從去年開始，南方沿海城市已經出現民工短缺現象。這不是說民工總量減少了，而是說，長期奉行的低工資政策，已經讓打工的收益與維持基本再生產持平，有時甚至出現收入不抵支出現象，打工已經沒有了經濟價值。民工荒很大程度上正是政策歧視的直接惡果。
勞動力的低成本擴張戰略，已經給我國的改革開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如今這種增長方式的潛力已經幾乎被耗盡。吸引投資的因素除了勞動力的低成本外，還有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有效的勞動力供給、成熟的市場機制、政府部門的廉正與效率等，為什么我們一定要認定吸引投資是由勞動力價格單方面決定的呢？這反映出執政者在制定政策中根深蒂固的歧視心理。
我國拉動內需戰略為何效果始終不明顯？原因就在于長期的低工資政策，導致人民沒有錢去進行消費。而與國民經濟增長相匹配的適當增加工資政策，可以使人民充分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從而拉動內需，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同時可以擴大就業，繁榮當地的經濟。
再者，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長期的低工資政策也不是經濟發展應有的選項。今年出現的幾起紡織品貿易爭端，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勞動力成本嚴重背離市場規律，給西方帶來了紡織品傾銷的假象，難道這些還不值得深思嗎？
從公共政策制定的初衷來講，它應該帶來全社會福利的增加，達到一種帕累托最優狀態。而政策制定中歧視的存在，加劇了社會的矛盾，使政策的運行成本增加，同時激化了社會的矛盾。長期的低工資政策已經造成了我國倒三角的經濟結構，國富民窮，這導致公眾的抗風險能力極度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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