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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報評論專欄作者 童大煥
日前，《南方都市報》一則關于深圳將限制外地生入學的報道，使深圳成為輿論批評的對象。事實上，這個問題過去多次被提起，也不僅發生于深圳一地，深圳的做法自有其苦衷。
深圳是我國外來人口最多的城市，解決外地生入學的壓力非常大。當地有關部門統計表明，在深圳生活的人已達到1200萬之多，其中戶籍人口只有116萬余人。外來人口與戶籍人口比例的嚴重倒掛，導致根據戶籍人口規劃的教育基礎設施，不可能滿足所有在深圳適齡兒童的需求。
實事求是地說，深圳市限制外來人口子女入學的條件不算太高。據報道，從明年1月1日起，外地學生在深圳就學，必須嚴格按照“1＋5”文件相關規定執行。根據相關規定，凡年齡在6~15周歲，有學習能力，父、母在深圳連續居住1年以上，且能提供相關證件的暫住人口子女，可申請在深圳市接受義務教育。如果嚴格執行以上規定，恐怕將會有相當多外來人口子女上不了學。
有人說受教育權是每個人天生具有的、受憲法保護的權利，而不是人們為一個地方做出貢獻而得到的。這是對的。但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在義務教育上的責任劃分還不是很清晰的情況下，義務教育的絕大部分成本實際上是由地方政府和公民承擔了。
我們也要看到，保障孩子的受教育權利，是人口流入地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一方面流入人口都是當地納稅人，有納稅的義務就應該有享受公共服務的權利；另一方面，這些孩子大部分最終都會在城市定居下來，如果他們的教育被耽誤，影響的是這座城市的未來；即使這些孩子最終離開這座城市，但其他城市如果也如法炮制，別的地方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孩子也會流入進來。在一個自由開放的流動社會里，任何人、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關起門來“管好自己的事”就萬事大吉。這是我們解決問題的前提認知。
當然，如果我們一味要求每個城市滿足任何居留該城市的適齡兒童的入學需求，不考慮當地的條件和能力，也不切實際。深圳今日在義務教育問題上的困境，很大程度上緣于過去落后的戶籍管理體制，以及在戶籍人口基礎上進行規劃的落后的教育管理體制。今天的壓力，并不是一夜之間突然形成的，而是日積月累的結果。
這就迫切要求各地方城市政府建立起真正以人為本的各種管理體制。從今日的“深圳困局”中，中國各個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的管理者應該未雨綢繆，吸取兩大教訓：一是必須建立起現代戶籍管理體制；二是各項公共服務必須打破以往僵化的戶籍限制，著眼于服務區域內的所有人口而不是僅僅局限于戶籍人口。否則，給自己帶來的被動會越來越大。
另一方面，包括深圳這樣一時難以全面解決流入地人口子女入學的城市，首先應該考慮的，不是限制“外來人口”的孩子入學，而是考慮如何打破教育壟斷，讓各種教育力量一齊迸發，滿足各種層次、各種需求的教育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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