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人可以毫不費力地支付超生罰款或社會撫養費，超生已經成為“富人階層的特權”，媒體也因此將他們稱之為“超生新貴”(據11月6日《南方日報》報道)。
在我看來，我們從“超生新貴”現象中，能夠解讀出的一個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在中國貧富差距已經躍居世界前列的情況下，用“經濟杠桿”作為落實社會政策的主要手段，其效果已經被大打折扣，同時還有嚴重的副作用，需要對此進行整體反思。
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只要比較一下“超生新貴”和“超生游擊隊”的不同命運就知道了。同樣是超生，由窮人組成的“超生游擊隊”為超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極端貧困的、顛沛流離的生活就是對他們的懲罰；但“超生新貴”就完全不一樣了，由于超生罰款對他們來說，很可能不過是九牛一毛，對他們的生活質量毫無影響。而支付了罰款之后就可以合法地拿到“準生證”，所以這實際上等于是對他們的獎勵。同樣觸犯了基本國策，后果卻天差地別，這能說是公平的嗎？
實際上，盲目地依賴經濟杠桿作為調節手段，并在各個領域里普遍使用，已經導致了許多類似嚴重后果：比如風景名勝的游客多了，就漲門票，結果是把窮人攔在門外，富人卻魚貫而入；春運旅客多了，就漲車票，結果窮人不能回家過年，富人卻暢通無阻；教育能力不足，就漲學費，結果大學變成富家子弟的樂園，而窮人的子弟卻被拒之門外；醫療資源不足，就漲醫療費，結果富人可以享受“超級護理”，而窮人就只能等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樣長此以往，會產生一種什么樣的社會心理效應呢？
我想這一切在那些因為沒有錢而感到寸步難行窮人看來，富人可以為所欲為，肆無忌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連堂皇的基本國策在他們看來也變成了一道一抬腳就可以隨意跨越的小門檻。他們所持的“生就生了，大不了交罰款”輕率態度，不正反映了他們對國家意志的蔑視嗎？這樣的社會當然談不上和諧，甚至連穩定也談不上。
從技術上解決“超生新貴”的問題，我想這并不困難，可以考慮參考征收累進稅的模式，對不同的收入水平的超生者增收不同比例的“社會撫養費”，必要時甚至可以考慮增加刑事處罰。但如何在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里，在實質上而不僅僅是在程序上和名義上落實人人平等的原則，卻還是一個有待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來解決的難題。
郭松民，青年雜文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