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張保慶和張洪鈞 歷史將為你們樹碑立傳

　　阿蒙

　　最近，有兩個人頗惹眼球。

　　一個是原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一個是原安徽省阜陽市物價局局長張洪鈞。撇開事情的本身，阿蒙斷言兩人很可能被寫進中國教育史冊的一個章節。

　　8月29日，在教育部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張保慶副部長就海南、天津、黑龍江、內蒙古、青海、新疆、寧夏、甘肅等八省區助學貸款不落實、走過場提出了嚴厲批評。據悉，張保慶曾在很多場合不止一次說過，現在的大學學費已經超過了老百姓的經濟承受能力，短期內絕對不能再往上提了。他甚至說，我自己就知道，我和我夫人兩個人的工資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個孩子上大學。面對央視，張保慶坦言：現在這個學費是貴了高了。我們現在這個收費標準和我們現在城鄉居民實際收入相比確實是高了。過去剛開始收費的時候，大家都很謹慎，都覺得不能收太高。現在收收上癮了，現在有些學校、有些學校領導、學校經辦人員在不擇手段地巧立收費項目提高收費標準。這樣的地方多不多？不少。

　　兩個月剛過。10月28日，新華社北京電：國務院任命李衛紅(女)為教育部副部長，免去張保慶的教育部副部長職務。隨之，輿論大嘩，紛紛猜測張保慶是否因講“真話”而“免職”。好象心有靈犀。之前，安徽省阜陽市物價局原局長張洪鈞，因調查并制止教育亂收費遭到阻撓，價格檢查權被上收，公用經費被停撥，不堪忍受巨大壓力而辭職。此事經媒體報道，正炒得沸沸揚揚，張保慶職務被免火上澆油，部長、局長遙相呼應，既不孤單也不寂寞，也給議論話題增添了不少作料。

　　張保慶被免，原因多多暫且不表。

　　張洪鈞辭職，原因則十分清晰——“外部工作環境惡劣”，“兩件怪事”更堅定了決心。一是，市領導上收了物價局的價格檢查權，要求“今后物價局開展任何檢查，都必須先報市政府批準”。最后，“連有人舉報某電話亭多收一塊錢這樣雞毛蒜皮的小事，都必須事先書面報告市領導才能去檢查”。二是省物價局補助市物價局30萬元經費被

　　似乎，風牛馬不相及——一個部長、一個局長，一個被免職、一個要辭職，一個教育部、一個物價局。常言道：物以類聚，殊途同歸。這兩個人一個相同之處就是對教育亂收費視之如仇，前者更是對教育收費標準過高一再說“不”。張保慶說：“有的省委領導的腦子里，根本沒有品學兼優的概念……搞一個大項目，幾十億都出去了，遇到困難學生，這個、那個理由就出來了。現在有8個省沒有動作。我們一天到晚喊，他就不動，是不是他省里這么困難呢？我看不是這個問題。”那是什么問題呢？張保慶雖沒說，但大家心里都有數。“我對銀行行長說，以前沒有

　　話說過來，中國教育的今天也好不到哪兒去。究其原由，除教育法沒得到落實外，禍國殃民的教育產業化更是難辭其咎。

　　一個道理說起來很簡單。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發展不平衡、科技文化教育經濟等欠發達國家，生產力的第一要素是科技，科技離不開教育，教育是科技的基石，教育于國家來說就是戰略，而戰略是不能用“錢”來衡量的！中國之所以在改革開放后能夠突飛猛進，一大原因在于自恢復高考直至前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國家在教育上進行了大量投入，因經濟問題而上不了大學的好象聞所未聞。近十余年來，受所謂“市場化”洗禮，教育被變成最賺錢的投資產業之一，中國教育已經走火入魔！

　　追根溯源。1992年，國務院頒布《關于加快第三產業發展的若干規定》。規定中明確將教育列入第三產業，并強調教育應以產業式體制，堅持“誰投資，誰受益”的發展原則，這是中國尋求用市場解決教育資源配置的開始。事實上，將教育界定為第三產業一直存在爭議，就目前中國的實際而言，借助市場力量進行教育資源配置，暫不議中國教育基本之落后，其市場條件根本就不夠規范或成熟，產業化在教育領域被徹底泛濫化且變異了，產業化如同癌細胞將中國教育變成了一架賺錢機器或弄錢魔方，類同醫療等社會性、福利性、責任性極強等所謂事業部門一樣，向民眾張開了血盆大嘴，清雅高尚的背后寫著另兩個字：猙獰。

　　有學者指出，中國教育要不要市場，這不用爭論，在批評教育不公平的問題上，把矛頭對準市場是不公平的，“關鍵是政府負有更多的責任”。“雖然官方沒有提‘教育產業化’，但‘產業化’所表現問題之嚴重，是那些市場化程度更高的國家所沒有的”……講歸講、說歸說，問題是在對外開放、向外學習的過程中，就怕引進的這那“理論”無所不用其極。諸如，搞市場經濟就非得要把市場整到各個角落，結果是南橘北梔、遺患無窮！

　　好在有人站出來了！一個是教育部原副部長張保慶，一個是阜陽市物價局原局長張洪鈞。

　　不管動機或議論如何，歷史會為他們樹碑立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