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增長的初期階段，經濟體經常是出口導向型的，偶爾在與別國產品競爭中實現進口替代。那么，中國經濟在借助出口實現超常規增長的黃金期后如何轉型，如何在追溯歷史中找到答案

　　《財經》記者 金焱

　　世界貿易流量持續增長的好日子，似乎因金融危機而斷送。不過世界貿易組織(WTO)總干事帕斯卡爾·拉米并不悲觀。“鼎盛時期可能一去不復返了，但世界貿易可能會回到危機前的水平。”1月20日，拉米接受《財經》記者越洋電話專訪時說。

　　2011年世界貿易增長的機會在新興和發展中國家。這一趨勢在2010年前三季度就得以體現：中國出口額增長速度為34%，進口額增長速度達到42%。僅前三季度，中國貿易進口對世界貿易進口的貢獻居首，達14.8%，出口貢獻也居世界第一，達13.8%。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小濟認為，中國外貿復蘇除得益于世界經濟復蘇和2009年同期基數較低，重要的一點是中國對非傳統出口市場的增長，如東盟、巴西、印度。

　　巴西和中國的貿易正在漸入佳境。據巴西發展、工業和外貿部的數據，2010年巴西向中國出口255.91億美元，從中國進口307.86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46.0%和60.2%。

　　中國是巴西最大的出口目的國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國，同時躋身巴西貿易伙伴之首。外界相信，中國對鐵礦石、原油等大宗商品和大豆等農產品的需求都將是巴西出口貿易的主要推動力量。

　　有媒體甚至大膽推測，在雙方宣布一系列的鋼鐵、港口、制造業與農業合作協議之后，中國將成為2010年巴西最大的直接投資國，而此前一年，中國的這一排名還在第20位。

　　“過激版”日本？

　　中國的對外投資熱潮，似乎是40年前日本在巴西經歷的復制。

　　1964年至1974年，日本和巴西雙邊貿易增長近3000個百分點。巴西向日本提供了急需的大宗商品；日本為巴西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提供了廉價的消費品和資本貨物。最終，貿易演變為直接投資，巴西成為上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海外投資的第三大接受國。

　　回顧歷史，政治風險顧問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高級顧問奧村純(Jun Okumura)對《財經》記者說：“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前和危機過程中的日本和現在的中國很相似，二者都經歷了大規模而高速的經濟增長期，對自然資源和技術手段及財政盈余需求強勁，而政府的支持則體現在通過直接對外投資來滿足這些需求。”

　　但奧村純從中看到時移世易帶來的變數：中國的貿易伙伴已今非昔比。巴西作為新興經濟體，其經濟相較世界其他經濟體甚至更有實力，更成熟，其工業產品也更具競爭力，與40年前日本進入巴西市場時不可同日而語。

　　當年日本投資被視為資金短缺的巴西經濟一個有力的資金來源，但巴西現在已是舉足輕重的石油和電力生產國，未來在能源領域更要大施拳腳。

　　在部分研究者眼里，中國被稱為“過激版”的日本：中國的投資率更高，貿易順差更大，消費更低。奧村純指出，上世紀80年代日本逐漸轉型，變成外國直接投資主要輸出國——日本企業海外收購風起云涌，從1985年到1990年，日本企業共進行了21起500億日元以上的巨型海外并購案，其中有18起并購對象是美國公司。

　　“自然資源、金融和制造業投資完全不同，對于前二者日本并未有所建樹，有時候甚至以災難收尾。在制造業上則有政治壓力卷入，日本在北美濃墨重彩地投資，在西歐也有，但程度要輕；在東南亞，日本的投資先是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反應，很快就演變成尋找更廉價的出口平臺。”奧村純說。

　　中國也不甘人后，按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出規模已達約480億美元，世界排名第六。摩根大通的統計顯示，2010年上半年，中國作為收購方的并購交易額排在美國后，居全球第二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的發展速度已高達70%多。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張金杰認為，按英國學者鄧寧的投資發展軌跡學說，一個國家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出與流入大都經歷五個階段，中國正處于投資發展軌跡的第三個階段，即以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率的放慢和對外直接投資增長率的加速為特征。

　　由于中國許多領域的企業所有權優勢都達到了與發達國家企業大致相當的水平，經營活動中政府所起的引致因素越來越少，加之國內市場需求趨于飽和、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國內企業利用內部化優勢，開始傾向于資產轉移戰略，為尋求更大的經濟效益和消化國內生產能力的過剩，紛紛向國外投資。

　　中國企業身份也發生改變，從以往的資產被收購者逐漸變成主要的資產收購方。不過進行多領域海外投資的中國企業，面臨著與西方企業在經營規模、企業績效和國際化程度的差異。

　　中國歐盟商會秘書長丁凱(Dirk Moens)的一個擔心是，中國企業做生意的模式。他對《財經》記者說：“如果中國企業采用進入一個企業、運行一兩年時間后把企業遷回中國的模式，必將自設壁壘引發爭議。”

　　國際投行業的一個共識是，不同于日本財團海外收購“立足長遠、做好鋪墊，最后順理成章收購”，中國企業的海外收購因缺乏經驗，單純模仿美國私募資本的股權投資路數，以國家戰略性的行為屏蔽了很多隱性成本，大張旗鼓，變相抬高自己的收購價格。

　　但這種在短時間內從小規模的制造業投資，轉變成進行動輒多達上百億美元的大宗資源股權的收購，成功率并不高。在布魯金斯學會客座研究員保羅·布盧斯坦(Paul Blustein)看來，中國以海外投資減少貿易失衡，“這種實踐起到的作用和中國對原材料的胃口比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其有益的影響也部分被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帶來的影響抵消，”他對《財經》記者說。

　　因此在巴西，一方面中國在增加投資，一方面巴西一浪接一浪地對中國提起反傾銷訴訟。

　　貿易強國的可能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前主席保拉·斯特恩(Paula Stern)十年前來北京時，恰逢中國加入WTO前夕。十年后，當她再次來京時，中國在全球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推動下，已深深植根于國際經濟鏈條之中，左手連著亞洲市場，右手牽著歐美市場。

　　保拉·斯特恩對《財經》記者說，“在全球貿易體系中，中國的影響力迅速擴張，我認為中國是世界貿易組織及世界貿易體系的最大受益者。”

　　也是在保拉·斯特恩二次來華期間，中國跨入了中等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同時成為貿易大國。回顧世界經濟史，這一時期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若經濟發展方式不能及時轉型，經濟就會面臨對原有的增長經濟鎖定的模式，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

　　上世紀80年代，亞洲四小龍也曾面臨勞動密集型產業失去優勢的困境。

　　臺灣掙脫困境的轉身頗有代表性。臺灣地區當時的產業政策以“科技導向”為宗旨，有識之士認為臺灣應找到既有相當的勞動密集、又需要相當高度的科技和精密的資本設備的產品，來擺脫低工資國家和地區的競爭，而對資本雄厚而科技遠較臺灣發達的國家與地區又占成本優勢。香港和新加坡則利用經濟體量小、好轉身的特點轉型到服務業上。韓國選擇保留了當時汽車、鋼鐵等產業支撐，也參與到電子行業中，但是轉型遠未達到臺灣的成功。

　　談及亞洲四小龍的轉型經驗，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宋泓對《財經》記者說，“他們進行產業結構升級時，正值中國提出‘國際經濟大循環’戰略，產業梯度的轉移由中國承接過來，中國參與到區域生產網絡之中，亞洲四小龍升級也得以完成。”

　　但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了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由傳統自給自足型或自立型產業成長方式，到依附型的產業成長方式轉型的情況，這種轉型伴隨有逆向的工業化或逆向的民族化過程發生，許多發展中大國陷入“病態依附”的泥潭之中。在宋泓看來，中國的產業成長方式有滑向“病態依附”模式的傾向。

　　挑戰同樣來自金融危機后的國際環境。有學者指出，不強勁的經濟復蘇使各方在糾正雙重失衡方面進展緩慢，沒有發達經濟體的同步發展，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增長難以持續。

　　對中國而言，在出口實現恢復性增長后，繼續擴張的難度也很大；在國際貿易領域，雖然新興經濟體進出口強勁反彈，但發達經濟體復蘇疲軟，其緩慢且不穩定的經濟增長將是今后中國國際貿易增長的重要制約。

　　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帕斯卡爾·拉米對《財經》記者強調，“第一出口大國并不等同于第一生產大國，關鍵看出口中有多少自己生產的產品，人們往往對中國在工業界所起的作用有理解的誤解和錯判，這要看中國真正融入到全球貿易的深度。”

　　以蘋果公司的iPod等熱銷產品為例，拉米說，iPod只有5%的經濟價值產自中國，但所有的iPod都在中國組裝、出口，人們會誤以為中國賺了iPod產品100%的錢。“貿易、生產和制造間的關系取決于核心技術、競爭力，當然也取決于中國政府的宏觀政策。”

　　法國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經濟學教授帕特里克·梅瑟利(Patrick Messerli)對《財經》記者說，中國在全世界尋找原材料來滿足生產，出口廉價物品到富裕國家，再從它們那里進口高精尖產品。改變這一局面的可選因素，是對人民幣重新估值。但要“漸進而可持續”，以確保中國商人能從容適應更貴的人民幣，避免突然升值對中國生產商和歐美消費者帶來破壞性的沖擊。

　　從歐洲的現實來看，帕特里克·梅瑟利不認為匯率是外貿轉型的強力驅動劑，否則歐洲各國經濟就都和德國一樣強勁了。“中國需要開放服務業，使其更有競爭力，這樣一方面中國內陸省份居民可以快速與現代化服務對接，同時增加中國進口，減少貿易順差及其附帶的國際壓力。”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卡門·萊因哈特，是研究國際金融史繁榮與蕭條循環往復的專家，她關注中國資本賬戶的開放。她對《財經》記者說，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近來與新興市場間的貿易拓展成為新的亮點，但中國的重要性在擴展的同時，需要發展資本市場和更深層面的金融市場，才能與實體經濟的發展相協調。

　　丁凱認為，如果把學習曲線分成四個部分：失敗、嘗試摸索、熟練，最后才是引領。中國現在可能處在這個學習曲線的第二、第三個階段之間。

　　學者們認為，在資本積累的世界性過程的中心從美國逐漸轉移到東亞地區時，有必要再回顧一下歷史。帕特里克·梅瑟利說，如果看世界經濟霸權的更迭，從最初的意大利城邦到歐洲的低地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再到英美日等國，它們共同特點是體量小，除美國外原材料也不豐富。

　　但它們的成功有賴于企業家精神，創新精神，比如15世紀葡萄牙的艦隊已經到達中國沿海；還有賴于更有效的治理，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有遠見的王子，在英美等國則是對法治和制衡觀念的維護及宗教信念，這釋放了個人能量，帶來充分競爭的市場。

　　回顧日本產業的騰飛，奧村純說，這要歸功于充分的國內競爭，高度發展的本土技術基地的形成，這使日本的工業企業很少有遺產成本。

　　中國出口到美國和其他工業國家的產品多隸屬于這些國外企業或外資附屬公司，而日本更多是本土企業自主生產出口。中國已開始推動國企改革和民營企業自主創新，但是路還很長。

　　奧村純說，日本從來沒有成為世界經濟的領導者，如果說當年關貿總協定談判的東京回合(Tokyo Round)是個標志，那也只是個地方而不是一個角色，而中國離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角色也還有相當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