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燕生，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央財經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兼職教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E M B A特聘教授，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別津貼。

　　1984年獲經濟學碩士學位，師從發展經濟學創始人之一的張培剛教授；1986-1988年，在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世界銀行E D I進修和工作；1984-1996年，中央財經大學任教。

　　主要專業研究領域為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曾先后主持或參與國家重點研究項目、國家計委及宏觀經濟研究院重點課題、國家社會科學“七五”、“八五”規劃重點課題，國家“十五”、“十一五”發展規劃重點研究課題等。

　　曾出版中、英文專著(包括合著)二十多部，發表學術論文二百余篇，其中部分成果曾先后榮獲孫冶方經濟學著作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專著一等獎、中國社會科學院1977-1991年優秀著作獎、國家計委及宏觀經濟研究院科技進步獎、優秀研究成果獎、中國發展研究獎等獎項。

　　□記者 方燁 實習生 張彬 北京報道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187期日前召開。論壇特邀專家、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發表題為“全球經濟失衡與再平衡”的主題演講。他表示，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是南北發展不平衡，中美貿易順差是全球化的結果，我國是全球經濟失衡最大的受害者，在此形勢下我國需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從要素投入支撐的增長轉變到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支撐的經濟增長，優化國際收支結構，通過擴大內需、擴大進口和走出去實施再平衡戰略。

　　全球經濟失衡根源是南北失衡

　　全球經濟失衡主要指全球經常項目失衡，即全球經常項目發生了系統性的偏差。2003年以來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順差快速增長，而2003年以來發達國家的逆差也出現了快速增長。張燕生說：“國際上認為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是南北失衡。全球化過程中所產生的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投資自由化與經濟發展所出現的失衡有重要關聯。正是這樣的失衡，才出現南北、發展和發達國家之間系統性的偏差�！�

　　逆差主要是在美國，有大約八千億美元。順差則主要在四個經濟體。2006年這四個經濟體順差情況如下：中國2533億美元，中東2521億美元，德國1902億美元，日本1705億美元。

　　美國的美中經濟安全評估委員會提交美國國會的一篇很有分量的報告認為，這場金融危機的根源是在于失衡，中國和美國應當各承擔失衡的一半責任。當前有這樣的一種輿論：即美國人消費太多，是因為中國人儲蓄太多；美國人進口太多，是因為中國出口太多。

　　實際上，關于當前全球經濟的失衡，國際上的學者是有著各種各樣的判斷和分析的。張燕生表示，中美之間的不平衡是全球化所帶來的全球工序分工的結果，也是美國對華不公正貿易的結果。全球工序分工導致全球跨國公司內部貿易的后道工序，會用投資的方式轉移到中國。

　　人民幣匯率調整也應審慎。張燕生說，在2010年韓國首爾G 20峰會中，有人在匯率問題上試圖提出一個數量的標準，即經常項目的順差占G D P的比例不能超過4%。

　　中國人民幣匯率近幾年的年度升值幅度是6%。當人民幣升值6%以內時，企業可以通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創新產品，更新設備，調整產品的價值率等手段，讓出口的價格指數得到改善和上升。

　　但是如果人民幣匯率升值超過6%，再加上勞動成本提高10%到20%，加上土地成本上升，煤電油運成本的上升以及其他要素成本上升，再加上政府的各項政策，出口就會受到很大打擊。

　　2007年3月到2008年三季度，也就是在本輪美國金融危機對美、日、歐實體經濟產生實質性損害之前，中國對美、日、歐的出口已經大幅度下滑，下滑到只有美、日、歐平均進口增長速度的一半。

　　據張燕生介紹，從1980年到1985年，美元的匯率實際上經歷了美元危機。這場美元危機，是美國為了走出滯脹，搞了一個供給端的結構改革，其核心就是大幅度降低美國企業的稅收負擔，大幅度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大幅度調整政府財政支出的結構，也就是增加軍事研發的投入，減少教育和社會公共財政。

　　這場供給端的革命，或者供給端的調整，為美國帶來巨額的財政赤字，美國為了財政赤字融資提高了利率。從1980年到1985年，美元連續升值了5年，升值幅度達30%之多。

　　結果美國財政赤字劇增，對外貿易逆差大幅增長。美國希望通過美元貶值來增加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以改善美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簡稱G 5)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的協議，被稱為“廣場協議”。

　　“廣場協議”的表面經濟背景是解決美國因美元定值過高而導致的巨額貿易逆差問題，但從日本投資者擁有龐大數量的美元資產來看，“廣場協議”是為了打擊美國的最大債權國———日本。這個協議的本質就是日元要升值，要幫助美國擺脫困境。張燕生說：“美國人生病的時候，他總會讓別人吃藥。我們看一看日本吃藥以后的結果是什么：日元的匯率從1985年的花園廣場協議以后持續升值。這個升值的過程，實際上是日本的人均G D P和美國的人均G D P迅速的縮小差異的過程。”

　　在1980年，日本的人均G D P相當于美國的63%到64%左右。這場升值周期和日本貿易摩擦周期接觸是1985年到1995年，1995年是日元升值的一個最低點，在這一輪上，日本的人均G D P是美國的1.5倍�，F在日本人均G D P相當于美國人均G D P的87%左右。實際上，日本在美國調整失衡的過程中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張燕生認為，中國是一個轉型中和發展中的經濟體，匯率調整的前提是不對本國經濟和出口產生實質性的損害，因此它一定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中國深受全球經濟失衡之害

　　張燕生說，中國過去潛在G D P是8%到9%。2003年到2007年期間，中國的潛在G D P是多少？審慎一點的學者說10%左 右 ，樂 觀 一 點 的 學 者 說 絕 對 是 高 于10%，長期均衡趨勢是高于10%。美國潛在的G D P在IT革命前是2.5%，經濟繁榮期間達到了3.5%，泡沫經濟時期達到了4%以上。從1990年開始，美國的房價年度平均水平就沒有降過，2000年上半年美國的G D P高達6%，下半年美國的G D P跌到了1.6%，但是美國的房價卻暴漲。

　　從1990年到2003年，全球的原油價格是穩定在22美元到28美元一桶的水平，從2003年開始，全球原油的價格出現了井噴式的上升。哪來的需求的沖動？能夠把全球的油價從22美元到28美元一桶的合理均衡的價格區間，一直拉到147美元？

　　全球的鐵礦石價格從1990年一直到2003年，都穩定在20美元到30美元一噸的水平，鐵礦石的價格長期低迷，鐵礦石的供求關系長期是供大于求。從2003年以來，它就出現井噴式的上升，一直達到180美元一噸以上的水平，什么力量能夠把全球的油價和資源價格抬上去？

　　2001年IT泡沫破滅產生了全球投資恐 慌 。2000年 全 球 直 接 投 資 跌 到 了53%，而且一直跌到了2004年。在此形勢下美國的房價仍然是在往上漲。從2002年開始，美國家庭的負債率呈兩位數急劇上升，即美國的家庭在放肆的借貸消費，美國金融結構信貸的增長率也呈兩位數的上升。而它所創造的巨大的需求，既害了美國，也害了世界。

　　張燕生說：“其實跟全球油價走勢很像的是美國的資產證券化，是美國的所謂的金融創新，金融杠桿。這個杠桿從2003年開始出現了一個緊噴式上漲，掀起了一場全球性的非理性繁榮。最后引起了全球進口和投資的高漲。結果一旦陷入危機，一個一個國家就陷入了困境。”

　　中國的外匯儲備從2002年開始出現了井噴式的上升，全球投資中國，從供給端看好WT O以后中國的前景。但是從需求端來講，全球的泡沫經濟拉起了需求，這個需求最后投資到了中國，在中國生產，在中國組裝，在中國出口，拉起了中國的雙順差，拉起中國的外匯儲備快速增加。

　　前兩輪泡沫經濟都伴隨著美、日、歐寬松的貨幣政策。第一輪持續下降帶來IT泡沫，第二輪泡沫下降帶來金融和樓市的泡沫破裂�，F在美、日、歐的利率又都接近零，且現在還繼續搞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那么它將會給世界帶來什么？張燕生認為，它會帶來整個美國國民經濟的負儲蓄，它會帶來全球性的能源、資源價格的井噴式上升。

　　美國金融危機把世界分成了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重災區，主要是歐美；另外一部分是波及區，主要是新興經濟體。危機重災區的歐美經濟復蘇主要靠兩種方法，一是分發貨幣，也就是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通過在別的國家制造泡沫經濟來實現他們的經濟復蘇和增長。二是靠出口，也就是在全球需求的蛋糕不斷縮小的情況下，美國要拿走更多。奧巴馬提出來，5年美國的出口要翻番，要在每一個產品，每一個市場，每一個行業寸土必爭，要打開對方的市場。這場危機也大大擠壓了中國調結構、轉方式、惠民生、促改革的時間和空間。

　　從2003年到2007年，我國外匯儲備急劇上升，從2007年開始每年要增加4000億美金，中國要用大量的一般貿易的進口來彌補跨國公司加工貿易的順差。在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中，貿易順差所占的比重持續下降，投資收益的比重持續上升，加工貿易的順差是總順差的135%，也就是跨國公司內部貿易的順差是總順差的135%。美國用農產品平衡貿易。美國只有六七百萬農民，中國有六億農民，美國所獲得的貿易利益，是有利于六七百萬美國農民，但是它會傷害六億中國農民的利益。這對中國國內產業的沖擊很大。

　　張燕生認為，中國是全球經濟失衡最大的受害者。在這個階段，美國也出現了制造業持續下降，金融和房地產持續上升的結構性變化。雖然說美國的制造業在全球的比重并沒有下降，美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并沒有下降，但是它在產業結構中的比重是持續下降的。從長周期的角度來講，美國的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從1948年的22%，一直下降到現在的8%以下，美國的出口在世界出口的比重是持續下降的。但是在全球三大網絡東亞、歐洲和北美的對外金融資產結構中，美國的股權投資是最高的，它持有亞洲的股權投資高達71%，亞洲持有美國的股權投資只有14%，在中國將近4萬億美金的對外金融資產，股權投資只占6%—7%。

　　張燕生說：“我們的對外金融負債是三資企業的投資，它的資產凈收益高達21%，可是我們要買10年期的美國國債，不算貨幣升值貶值的比例，也不算通脹的損利，名義回報也就只有3%。美國的出口并不僅是從美國出口，而是從全世界出口，它已經完成了美國的全球生產體系，就像它完成了全球的貨幣體系一樣�！钡�是，張燕生說，“這場泡沫經濟也害了美國�！�

　　中國經濟亟待轉型

　　2010年10月15日，美國對中國的新能源產品補貼政策啟動301調查，對中國的風能、太陽能，高效電池和新能源汽車提出了301調查。中國和世界發生摩擦的工具，已經從前30年的反補貼、反取消、技術貿易壁壘和特殊保障措施，從這種常規性的貿易救濟措施，開始轉向了國內的產業政策、自主創新、政府采購、進口替代、環境標準和勞工權利。

　　張燕生說，雖然在這次危機中，中國僅僅是受到波及，但是從長期看中國面臨著巨大問題。中國需要完成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實現從要素投入支撐的增長轉變到要素生產率支撐的經濟增長。

　　中國已經從勞動力無限供給，進入到勞動力有限剩余的階段，現在可以轉移出來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只有5千萬人，多一點的說法是8千萬人。若一年從農業、農村轉移到非農產業1千萬人，那么這種有限剩余的勞動力，10年內就會轉移完畢。從薪水方面說，最低工資標準在浙江上升了60%，在上海上升了50%，在珠三角上升了30%到50%，在江蘇上升了將近30%，并且這樣的漲薪潮可能是一個長期的趨勢。另外，中國的要素成本也開始持續上升，比如油費、電費、氣費和土地價格等等。

　　印度15歲到34歲的絕對人數比中國多，印度的工資和成本遠低于中國，現在已經開始有大量的國際資本投資孟買到德里工業帶的基礎設施，一旦基礎設施改善了，這將近4億的印度年輕人就會參與國際分工，他們參與國際分工以后，中國的低成本競爭優勢，恐怕就要告一段落。

　　如何能夠實現從過度消費勞動力的模式轉變到集約化消費勞動的模式，從價格戰轉變到差異化戰略，如何能夠從模仿走向創新？張燕生認為，從技術創新方面講中國在進行模式轉變上面臨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我國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自主研發的能力很弱。從研發強度來講，國企研發強度高于民營，民營研發強度高于外企。創新有三大體系，一個是國家層面的，像兩彈一星，第二個是大企業層面的，如高鐵大飛機，第三個層面是小企業層面的，這個層面上，我們整個的環境，對它們不支持。

　　第二個問題是創新資源最多的地方，像北京、上海并沒有培養出一批能夠挑大梁的自主型企業。而在市場競爭環境最好的浙江，民營企業想轉型升級，突破頭上的“天花板”卻比登天都難。

　　第三個就是，韓國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其技術貿易的作用是有限的，進口發揮了支配性的和主要的作用。我們前30年用市場換技術，以求得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然而直接的技術外銷效果不顯著。

　　中國經濟轉型，另一個急需做的事情是優化國際收支結構。張燕生說，當我國的經常項目在1993年以來持續順差時，就代表了我國的實際資源長期的凈流出，中國用資源生產的產品賣給別人，卻沒有換回同等數量的別人的實際資金。

　　他認為，應將中國近4萬億美金的對外金融資產進行再配置，持續提高我們的股權投資比重；外匯儲備資產多元化管理，合理外匯儲備的規模是六千億到八千億，其他部分應該從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剝離出來，放在國家的資產負債表上，長惠于民。

　　在我國招商引資的資金結構中，制造業的比重持續下降，非制造業的比重，尤其是房地產和城市化相關的市政建設的投資大幅度的增加。在引資結構中間，外銷型的外資比重大幅度下降，內銷型的外資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也就是過去到中國投資，產品是返銷境外，現在產品主要是在中國銷售。

　　在2008年改革之前，國有企業的實際稅收負擔是30%，民營企業實際稅收的負擔是22%，外商投資企業實際稅收的負擔是12%，外資產品有全球的產品價值鏈的分配，而且外資往往是有百年甚至百年以上的國際競爭經驗，因此應當建立起一個公平競爭的政策平臺。2008年以后，中國實現了兩稅合一，不管資本來源和所有制結構是怎樣，都執行25%的稅率。

　　實施再平衡戰略。從國際貿易理論來講，我國過去的工業化戰略主要是兩個，一個是外向型的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戰略；另一個是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戰略，主要是用保護和建立起本國的工業體系，用本國的工業體系替代進口，那么這兩個戰略，從道理上講，后者應該好于前者，從時間來講，前者好于后者。

　　張燕生認為，我國還是應該實施再平衡的戰略，首先是擴大內需，促進消費，抑制進口，為世界的增長做出貢獻。這個戰略不是一個內需結構和外需結構的關系問題，而是一個國家戰略的轉變，中國要完成由前30年外向型的小經濟體戰略轉變到擴大內需的大國戰略。

　　其次是實施擴大進口的戰略，應該讓進口成為我國下一步轉型升級的動力來源。把內需戰略同國際化戰略結合起來，也要避免內向型的經濟取向與世界聯系的疏遠。擴大內需戰略，包括國民收入初次分配調整、擴大消費和中產階級培育，應該與經濟國際化聯系起來，包括人才的國際化、資本的國際化、產業的國際化和貿易的國際化。

　　第三個戰略就是走出去，尤其是股權投資，和戰略型資源儲備的投資，對外匯儲備資產重新配置。從前30年的被工序分工轉變到未來30年的主動分工，從新興市場做起，逐步建立中國自主的全球生產體系。主要包括：在新興市場上加快推進境外平臺建設，發展自主的國際營銷渠道和全球營銷體系，建立具有中國特色和獨特比較優勢的水果、蔬菜加工分銷基地和網絡；逐步建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加工組裝、生產資料和零配件供應的全球配送和物流體系；在新興市場，鼓勵發展與中國企業境外投資和貿易相匹配的銀行、人民幣出口信貸、貿易融資及結算體系。

　　全球的經濟失衡，既是風險也是機遇，就當前的國際環境而言，中國仍然處于快速發展的重要的戰略機遇期。

　　現場問答

　　問：世界貨幣體系怎樣演變才能避免系統性風險？

　　答：現在的貨幣體系主要是用美元結算的。這種體系當年是通過前蘇聯的幫助確立的。原來美元只是美國本國的支付貨幣，在上個世紀60年代，前蘇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慮，就把一部分美元放在倫敦用于國際結算，于是出現了在歐洲的美元。后來在日本又形成了亞洲的美元，最后的格局就是使美元形成了全世界的貨幣結算體系。

　　那么，現在這個體系一定有那里不是那么好。要不然歐洲人不會在用了60年后，最終努力創建了歐元。如果未來歐元還能夠再存在60年，那么歐元在全球儲備貨幣中所占的比重可能將從25%上升到35%。如果人民幣能夠再使用60年，人民幣在國際的儲備貨幣中會占到15%的比重。那么歐元和人民幣加起來，占的比重就可能達到50%，再加上占總比重10%的黃金和瑞士法郎，那就是60%。到那個時候，美元也就只占40%。在這種情況下，每一個投資者、每一個貿易者、每一個生產者和每一個老百姓在選擇資產的時候就可以在美元、歐元、人民幣和其他的貨幣中間有一個對沖風險的選擇。

　　但是如果歐元在未來幾年便消失了，不存在了，那全世界還有選擇嗎？在全球治理結構、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體系中，大家要想不遭受系統性的風險，就必須要讓世界貨幣體系一步一步地朝穩定的均衡的貨幣格局演變。所以說，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給我們上了很好的一課，使我們知道了全球化的風險究竟是什么和如何化解全球化的風險。

　　相關鏈接

　　左小蕾：全球經濟存在四個嚴重失衡

　　第一方面，國際貿易失衡。這是以美國與99個國家的逆差為特征的。全球貿易失衡始于上世紀70年代。進入21世紀，美國貿易逆差最高擴大至6%左右，中國成為美國新的貿易順差國。全球也達到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最大貿易失衡。

　　第二方面，全球外匯儲備失衡。數據顯示，全球外匯儲備自2000年起大幅增長，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外匯儲備大幅超過國際共同認定的三個月進出口需要的合理水平。

　　第三方面，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失衡。2007年12月27日，國際清算銀行公布，全球外匯市場交易，金融衍生品市場的交易全年規模達到596萬億美元，十倍于全球G D P總量。資產價格泡沫迅速膨脹，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過度擴張，最后把失衡推向了危機。

　　第四方面，發達國家主權債失衡。依照國際社會共識，國債占G D P的60%是安全經濟線。2007年危機之前，美國未償還國債總額占G D P的64%。2010年三季度美國國債超過13萬億，達到G D P的89 .73%，其中4.31萬億為外國人持有。

　　(據《中國證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