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光

　　去年上半年，當時宏觀經濟政策還是“雙防”，我提出宏觀調控近兩三年的任務，把經濟增長由2007年的11.9%逐步回調到潛在增長率8%—9%，把物價上漲率由當時的7%—8%逐步調整到正常的物價波動區間，即3%以下，－2%以上。

　　沒有想到經濟形勢變化很快，不到兩三年，GDP增速一年就由2007年的13%降為2008年的9%，12月降到同比6.8%；物價也很快地從2008年2月份同比上漲8.7%，降到2009年1月份同比上漲1%。

　　我想主要原因是沒有正確估計美國次貸危機的嚴重性。去年9月美國經濟急轉直下，影響我國外貿猛降，與國內房地產周期演變重疊，從而影響工業和投資下降，結果造成經濟迅速下行趨勢。前期宏觀調控采取適度從緊政策，從國內周期運行來看當時還是必要的，對穩定經濟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不是引起經濟急劇下降的主要因素。適應形勢變化，宏觀政策調整為積極和比較寬松，也是及時和必要的。

　　去年經濟總的形勢，與世界各國相比，GDP9%的速度，可以說還是“較快發展”，但經濟增速和物價增長率的降幅都很大，冷靜地說，不是平穩而是大落。這是前期大起的自然反應，毋庸諱言。但是與世界美、歐、日等經濟體比，還可以說是“相對平穩”，一枝獨秀。

　　經濟下行雖然急了一些，但還是符合我們宏觀調控大方向的。我們就是要把超過資源、能源、環境和人民大眾承受能力的過高速度降到潛在的增長速度，把明顯的通脹率降到正常的物價波動區間。這樣降下來，才有調整失去平衡的結構的空間，才有調整增長方式和發展方式的余地。

　　今年的經濟走勢，中外有多種預測。2009年GDP的增速，預測高到9%—10%的有，低到5%—6%的也有，多數人認同保8%的目標。今后的走勢，是L，是U，還是V，有不同看法。企望出現V型走勢，是否探底以后重新起飛再上高速度？那結果是重蹈資源、能源、環境承受不了的積累消費比例失調的覆轍。所以，V型走勢并不一定是一個良好的愿望。

　　今后的經濟走勢，看來如果沒有積極的和比較寬松的宏觀政策的介入，按照鐘擺擺動的原理，以潛在增長率為軸點，GDP的年增長率將從2007年的13%的高度，下滑到潛在增長率8%—9%以下，達到4%—5%或更低一點，才能探底。但是有了積極的和適度寬松的宏觀政策的介入和支持，可以彌補一部分出口和投資的下降，探底就可以緩于鐘擺的自然擺動，在略低于潛在增長率即在6%—8%之間達到谷底。探底以后，情況怎樣呢？最好是不要出現V型走勢，重新起飛向過熱發展。最好出現的是L型走勢，但是這個L型的底部橫線要略微上翹，緊貼圍繞潛在增長率8%—9%水平的附近，上下波動。如果達到這樣的調控結果，我們就能爭取到從容地調整結構、增長方式、發展方式的時間和空間。能不能做到，不能完全靠市場調節，同時要靠國家計劃的調控。

　　我們現在要進行的結構調整任務很繁重。當前形勢逼迫我們非做不可的是外需型經濟轉向內需型經濟。一個像我國那樣多人口的大國，發展經濟靠70%以上的外貿依存度，30%以上的出口依存度來支撐，是十分不安全的，早已有人指出這是不能持續的，這次危機已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轉向內需為主，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大家一致的共識。

　　但是國內需求，包括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又應該是以哪個為主呢？

　　這些年事實上投資一直上升得很快，消費上升得很慢，固定資產投資率已從2000年的35.3%上升為2007年的42.3%，居民消費從46.4%下降為35.5%。這種趨勢也是不能長久持續的。因為投資需求除了轉化為工資的少量部分，其余大部分都是對生產資料的中間性需求。投資最后的產出供應能力，要靠居民的最終消費需求來消化。

　　那么，在我們這次擴大內需促進增長的十項重大措施中，無論是近兩年4萬億元的中央投資計劃，或是加上地方計劃共18億元到20億元，資金的投向主要是鐵路、公路、機場、電站、電網等基礎設施，而與民生消費有關的項目雖然名目不少，但不占主要比例。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延續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調，從而帶來進一步供給與需求的失衡。房維中同志在《擴大固定資產投資應當慎之又慎》一文中對于現在許多行業產能已經過剩的分析，值得我們重視。在擴大內需中，投資需求的擴大是比較容易的，各地“大干快上”，就能辦到。但是更需要我們操心的是消費需求的比例上不去。如果消費比例上不去，就是說最終消費需求上不去，內需問題的解決仍是困難的。

　　擴大居民最終消費需求，有許多角度、途徑，如就業、社保、稅收減免、市場營銷等，各方面都在研究思路、對策，都很重要。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國民收入的分配，還缺少考慮。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是V∶M的關系，最終分解為國家、企業和居民收入。若干年來，V∶M的變動趨勢很明顯，勞動收入的比重在下降，資本收入的比重在上升。國家、企業、居民三者關系是國家、企業收入比重在上升，居民收入比重在下降。比如1997—2007年，我國GDP增長234%，財政收入增長490%，同期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分別增長167%和98%。2007年對江蘇省一個全國最好的家電企業的調查顯示，這個企業年上繳稅收兩個多億，工資支出只有7000萬元，企業凈利潤兩個億。這種分配關系，顯然不利于擴大居民最終消費需求。

　　與上述現象相關的一個重要情況，就是在居民收入部分，貧富差距擴大得很快，表現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30年來已從0.29上升到近年的0.47，大大超過國際警戒線。這尤其不利于擴大居民最終消費需求。因為富者的邊際消費傾向低，貧者消費傾向雖然高，但沒有錢不能多消費，而低收入的貧者在居民中又占多數，這樣就把總的社會平均消費傾向拉下來，把最終消費需求拉低。

　　所以要擴大居民最終消費需求，最重要的一條是縮小貧富差距，提高中低收入者特別是貧困戶的收入，提高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

　　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很多，許多學者指出，有城鄉差距、地區不平衡、行業壟斷、公共產品供應不均、財稅再分配調節落后、以及腐敗等等。所以，在調整收入分配差距時，要從多方面入手。人們往往從財政稅收、轉移支付等再分配領域入手，如完善社會保障、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狀況等，這些措施都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我們現在也開始這樣做了。但是僅僅依靠財稅再分配是不夠的，不能從根本上扭轉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

　　決定收入差距擴大的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人們財產占有上的差別，即所有制的差別。這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薩繆爾遜也承認，“收入差別最主要是擁有財富多寡造成的，和財產差別相比，個人能力差別是不足道的。”又說，“財產所有權是收入差別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個人能力、教育、培訓、機會和健康。”30年來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除了上面所言的一系列原由外，跟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跟公降私升和化公為私的過程，跟私人資本財富積累暴富演進的過程，有很大的關系。如果不看到這些，就忽略了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的最主要原因。

　　所以，不但要從財稅再分配和其他途徑來縮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是從所有制結構，從財產制度直面這一問題，這樣才能從根本上阻止貧富差距的擴大和兩極分化的趨勢。這就是小平所說的：“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

　　我的結論就是：要擴大內需，就必須擴大居民最終消費需求；要擴大最終消費需求，就必須增大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并且縮小居民收入中的貧富差距；要根本縮小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就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和按勞分配為主的憲法原則。

　　因此，我對房維中同志文章中關于擴大內需推進經濟發展所舉近年調整目標，除了贊同他所講的GDP總支出中居民消費率提高到40%以上，投資率降到40%以下，以及降低GDP的進出口依存度等條款以外，還另加上兩條建議：一是提高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的分配比重，并且適當降低基尼系數的數值，比方說從0.47降到0.40；二是在所有制關系上，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適當增加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的比重。這兩項的具體數值，要由統計局和發改委研究測定。增加這兩項指標來指導我們的經濟發展，是很有用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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