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達妮？羅德里克在媒體撰文指出，世界經濟帶著比近代記憶中任何時候更多的不確定性和焦慮步入了2009年。盡管金融危機似乎在美國和歐洲受到了遏制，但其所帶來的全面影響還需要過一段時間才會變得清晰。羅德里克認為，2009年世界經濟能否復蘇取決于美國的對策是否足夠“大膽”、歐洲能否解決內部分歧、中國能否遏制經濟增長放緩勢頭，以及各國是否進行充分的全球經濟合作，而不是相互設置貿易壁壘等四大因素。印度《商業旗幟報》1月13日刊登了羅德里克的這篇文章。

　　文/高華

　　恰當的對策能確保世界經濟到2009年下半年開始復蘇。但糟糕的政策抉擇最好的結果是延緩經濟恢復，而最壞的結果是帶來無法彌補的損害后果。我們需要警惕以下幾個問題：

　　美國的對策是否足夠“大膽”

　　貝拉克？奧巴馬的承諾沒有問題，奧巴馬的對策至少部分仿效了1932年大蕭條頂峰時期富蘭克林？羅斯福“不斷大膽實驗”的著名呼吁。奧巴馬身邊聚集了一流的經濟學家團隊，這樣可以確保他不做任何傻事。但美國的情況如此特殊，以至于他需要愿意嘗試從未測試過的全新理念的人做他的顧問——換句話講，必須勇于進行羅斯福式的嘗試。

　　具體來講，他需要跨越凱恩斯財政刺激政策的障礙，解決處在目前危機根源的經濟信心問題。到目前為止，信心恢復措施仍只限于金融市場，手段有公共擔保、流動性支持和注資。

　　可對解雇憂心忡忡的工人不大可能放心消費，不管財政刺激把多少錢放進了他們的口袋里。正如銀行囤積現金一樣，家庭也在試圖通過增加儲蓄保住現有的財富。因此解決方案中必須有直接針對就業的政策。

　　歐洲能不能做到勁往一處使

　　這本來應該是歐洲的機遇。歸根結底，這次危機發端于美國，并導致美國政策主要解決其國內問題，從而為其他國家在全球扮演領導角色提供了機遇。但危機卻反而彰顯了歐洲內部的深刻分歧——它存在于從金融監管到必要對策等形形色色的領域。

　　德國一直在拖財政刺激政策的后腿，阻撓本該成為全球財政行動計劃第二條腿的重要對策付諸實施。如果歐洲想在全球舞臺上勁往一處使，就必須就行動目標更多地達成一致，同時承擔起更多的責任。目前，人們能夠指望的最佳狀態就是，歐洲不要破壞就連一向捍衛正統財政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認為絕對必要的全球財政刺激計劃。

　　中國角色至關重要

　　盡管美國政策不力是經濟領域最大的風險，但中國所發生的一切可能在歷史的畫卷上留下更深更持久的印跡。

　　無論中國如何應對發端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后世子孫都將記住2009年，這不是因為全球經濟和金融危機，而是因為這場危機給中國帶來的重大變化。

　　是否將進行充分的全球經濟合作

　　國內需求居首位的時候，全球經濟合作必然要遭受損失。但貿易和金融領域保護主義的成本在目前這樣的時刻尤其可怕。國家為保護國內就業強加的貿易壁壘進一步惡化了大蕭條的經濟局勢。設置貿易壁壘這次也將成為一種誘惑。而銀行，無論表面上是不是國有，都將受到優先照顧國內借款人的壓力。

　　到目前為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危機中重新煥發了活力，它設立了市場迫切需要的短期借貸機制，如果新興市場所承受的壓力加大，則必須拓展這樣一種短期借貸機制。與此同時，世界貿易組織卻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了毫不相關的多哈談判。世貿組織本應在監管和執行20國峰會不提高貿易壁壘的承諾上投入主要精力。

　　決策者需要充分發揮團隊智慧，將“市場與政府”或“民族國家與全球化”這樣無效的二分法徹底放棄。他們需要正視國家法律和國際市場無法分割——同時也相互需要的現實。他們采取的行動越切合實際、越有創造力，世界經濟就能夠越快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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