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北京大學金融與產業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竇爾翔

　　8月12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7月份，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同比上漲6.3%，連續三個月回落。記者就CPI的變化，采訪了北京大學金融與產業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竇爾翔。竇爾翔認為，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人員流動頻繁，房地產價格不斷被重估，存在較大的投資機會，而中國完全將房價排除在CPI計算之外，這種極端的計算方法顯然不合邏輯和事實。另一方面，中國CPI中食品的權重占到三成以上，食品價格的變動對CPI的影響很大。所以，及時調整CPI組合內容，可以提升CPI數據的有效性。

　　竇爾翔說，CPI只是一個完整鏈條中的一個環節，CPI既是原因也是結果。當國內食品價格出現全面、快速和持續上漲時，它預示了我國可能已出現了全面通脹壓力。因為，食品價格全面上漲會以循環的方式向其上下游產品的價格傳導，并可能形成新一輪的價格上漲浪潮。糧食漲價源于供求兩種因素，從消費來講，糧食消費總體可以分為兩類，生活性消費和生產性消費。前者主要指飲食消費，又包括國內消費和國外消費(糧食出口)。后者主要是指乙醇項目等以糧食作為原料的生產性消費。就我國來說，糧食漲價具有雙重因素。國際糧食價格上漲傳遞到國內來，這是一個不可控因素；而國際糧食價格上漲，國際國內能源價格的上漲以及糧食加工業的繁榮，成為刺激國內外糧食需求增大的原因之一。而國內糧食產品比價的下降、農民工撂荒、耕地面積的減少則造成了糧食供給的減少，供求雙重原因促使糧食價格上漲。

　　竇爾翔認為，流動性并非是引起消費品上漲的直接原因，但卻是引起投資品或要素品上漲的直接原因，從而通過生產成本環節成為消費品漲價的間接原因。近年來，房地產、能源、礦產資源、GDP、中國企業、甚至貨幣等都成為熱錢追逐的目標。

　　在工資不漲的條件下，油、肉、氣、服裝、樓價、燃油等價格上漲，具有明顯的收入分配效應。從長遠來看，隨著物質財富的逐漸豐富，人力資本逐漸呈現稀缺狀態，其價格也具有逐漸升高的趨勢。但工資提升周期具有階段性，同時工資提升具有“剛性”特征，調整工資一定要謹慎，不能僅因為CPI升高，就要求調整工資或者通過調高工資來應對CPI。從目前我國人力資源價格來看，其價值有低估之虞，應當適當提升。至于提升幅度，有待于量化研究。

　　竇爾翔說，CPI不能有效衡量中國經濟結構狀況。CPI的本質是貨幣與某些特定消費品雙方“價值(格)”比較的相對變化，因而它的范圍是極其有限的。它的作用是反映居民對部分商品購買力變化的指標，而不能反映生產結構。但是，一方面生產活動和消費活動無法區分、生產要素和消費資料難以區分；另一方面即使能區分開來，這兩對范疇也互相影響。所以，只考察CPI對經濟的預測和意義有限。只就CPI而進行政策設計，政策效應必然具有片面性。

　　竇爾翔說，應正確認識房地產價格對CPI的重要影響。房地產價格是引致CPI不穩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對于我國來說，既不能放任土地私有化，放縱房地產成為GDP的支柱，也不能任由國家隨意確定土地產權的有效性，不能隨意打壓GDP。對于房地產市場制度建設的把握，是一種藝術，這將考驗政府的執政能力；同時，也是CPI指數保持健康狀態的關鍵之一。工資適度提升是價值平均化的表現，是一種合理要求。長期以來，我國人力資源處于不平等位置，工資水準低估，造成對CPI指標的敏感性提高，對高位CPI的承受力和忍耐力下降。糧食等主要消費品出口應提升出口價格或征收出口稅。加息對消費性信貸、投資型消費有直接遏制作用，對雙重性消費(投資型消費和最終型消費)也起一定的直接作用，但對消費指數的作用是間接的。所以，要正確理解加息對CPI作用的機理以及客觀地估計加息效應。

　　由于我國地域性和城鄉性二元結構特征、條塊性路徑依賴特征，以及制度頻變性特征，我國不僅形成了豐富的多階層特征，也形成了階層的變動性特征，這要求我國CPI的設計應當具有多樣性和針對性，不能僅限于單一的、綜合的、普適性的指標，以增強CPI的揭示效率。

　　竇爾翔認為，應構建包含CPI在內的彈性比價體系。CPI是眾多資產之間比價關系的特定部分，具有彈性的比價體系有利于客觀反映資產的稀缺性和估值變化趨勢。比如市盈率、房價收入比等都是兩種資產之間的比價關系。對我國來說，目前打破壟斷，構建以人為本的平等的消費和投資機制則是構建彈性健康的CPI機制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