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評估出口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蘊涵。

　　首先，宏觀調控部門應該將出口下降的因素考慮在內，但不應夸大國內通脹的嚴峻形勢。按已有的信息判斷，中國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2008年至多比2007年下降一半，但此前的分析表明，這也只是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從11.5%的過熱區間下降到10%的較為合理的區間。這將有利于中國經濟的“軟著陸”。從這個角度說，美國經濟的放緩將幫助中國經濟適度降溫，而不會把中國經濟拖入衰退。中美經濟雖遠未達到“脫鉤”，但中國經濟更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無疑植根于內部，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膨脹很大程度上自成體系。鑒于今年主要基本面拐點難現，中國宏觀調控的壓力也不會因美國經濟的放緩而自動緩解。

　　其次，應正確對待國內外對中國過度依賴出口的批評。中國順差在規模上的確很大，但簡單的指標可能并不是一個有說服力的度量。從貢獻率上看，實際上，2007年凈出口貢獻率占到了美國經濟增長的30%，遠遠超過中國凈出口的20%貢獻率。這一點顯示，中國內需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要大于美國內需對國內經濟增長的貢獻，從而意味著針對中國高順差的批評其實言過其實。

　　再次，對中國而言，重要的是調整內需本身的結構，而不是內外需之間的結構。所謂中國內需不足的觀點是模糊的，并可能會轉移國內結構改革和宏觀調控的著力點。中國的調整不在于要降低出口，增加內需，而在于應增加消費的比重。中國通貨膨脹的壓力主要來自內需中的投資部分。投資和消費同是內需，但應該將兩者區分開來。在增加居民收入和刺激消費的同時，應該注意同時控制投資的增長，否則，通脹局面將難以收拾。也就是說，中國的宏觀調控從根本上說，應該是需求轉換型的，而不是需求增加型的。

　　最后，正確評估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是要貶低出口部門和對外開放對中國經濟效率提升的重要意義。有學者注意到，FDI實際上緩解了中國金融部門改革的滯后，為中國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資本積累。另外，外貿部門帶動了中國的技術更新換代和人力資本積累。這些方面，都不是僅僅能從GDP貢獻上可以看出的。

　　總之，就中國宏觀形勢而言，美國經濟的放緩并不會帶出中國經濟增長的拐點，相反可能會在整體上幫助經濟合理降溫；相關政策部門應合理考量出口下降對增長的影響，宏觀調控不應過早松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