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出口待遇調整意在穩定糧價，而國際糧食市場動蕩也可成為我國對外糧食合作的契機 　

　　從2008年1月1日開始，小麥、玉米、稻谷、大米、大豆等原糧及其制粉產品出口將征收5%至25%不等的暫定關稅。而僅僅在10天前，涉及84個稅則的原糧及其制粉的出口退稅剛剛被取消。

　　其實，就出口規模而言，糧食產品在中國龐大的出口中所占份額甚微。2007年1～10月，中國出口總額9858.45億美元，谷物及谷物粉出口額不過17.8505億美元，僅占0.18%。

　　如此小規模的出口待遇調整之所以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其背景是世界性的糧食市場緊張，通貨膨脹躍居中國乃至世界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而這一系列措施正是意在調節糧食的進出口量，平衡國內供求關系，防止進一步的通貨膨脹。

　　取消退稅的國際背景

　　2007年以來，中國通貨膨脹壓力顯著上升。從統計數字來看，2007年11月份CPI同比漲幅達6.9%，已接近1996年底的水平，其中糧食價格上漲6.6%。顯然，此輪CPI的高漲，食品類價格輪番上漲和成品油調價的擴散效應是其主推力量。這令中低收入階層尤感壓力沉重。

　　而令人驚異的是，這個漲幅是在中國2006年糧食豐收、2007年夏糧單產創造歷史新高的同時出現的。從2004到2007年，我國糧食產量逐年增長，是1985年以來首次連續4年增產，打破了“兩增一平一減”的傳統周期。而出現糧食產量與價格同步上漲這種似乎背離價格規律的現象，其原因在于國際市場糧食供求關系變化、糧價上漲吸引我國糧食產品出口激增。

　　從國際市場的情況看，2006年世界糧食減產1.6%，其中谷物減產2.1%，小麥減產5.2%，粗糧減產1.1%，糧食需求則增長1%，導致國際市場大米、小麥、玉米等糧食產品價格大幅度上漲。

　　在國際市場糧價快速上漲的吸引下，2007年我國糧食產品出口激增而進口銳減。例如，去年1～10月，谷物及谷物粉出口840萬噸，較上年同期增長了90.9%；而進口僅為129萬噸，比上年同期減少58.6%。一出一進兩項相減，導致谷物及谷物粉凈出口量從2006年全年的246萬噸猛增到2007年前10個月的711萬噸，即2007年前10個月凈出口量比上年全年還多189%，同比增長451%之多。

　　同時，因為全球主要糧食儲備水平大幅度降低，小麥儲備2007年減少11%，僅夠世界人口12周消費(在2001～2005年間該項指標為18周)，為1980年以來最低，玉米儲備僅夠6周之用，因此，世界市場糧價上漲壓力仍然相當大。

　　在此背景下，我國決策層選擇了減少糧食產品出口激勵，同時加大采購進口的力度，如2007年11月至12月國家采購40萬噸豆油并免關稅和進口增值稅，希望由此增加國內糧食市場供給，緩解糧價上漲壓力。

　　緩解糧食緊張的外貿策略

　　應該說，這些措施有可能緩解我國國內農產品市場的緊張狀況，但問題在于，這些措施眼光過于內向，即使是外貿政策調整，著眼點也是讓國產農產品更多地留在國內市場，增加國內供給，而沒有對增加國外供給給予足夠注意。

　　須知2007年并非我國糧食凈出口量最高的年份，2002、2003年我國谷物及谷物粉出口量分別高達1197萬噸、1987萬噸，因此，指望依靠消除2007年的糧食凈出口來根本改變國內糧食市場供求基本面，并不現實。而且，迄今我們采取的措施過分被動，僅將糧食市場動蕩視為需大力應對的挑戰。事實上，這也可能成為我們發展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的契機。因此，除了已提出的措施外，還可以從督促落實世貿組織《農業協定》第十二條、推進海外農業開發兩個方面做些工作。

　　一方面，可督促落實世貿組織《農業協定》第十二條，積極推進國際經貿規則演化。

　　糧價上漲壓力之大，不僅在摩洛哥、塞內加爾、毛里塔尼亞等發展中國家引起了社會緊張和政治動蕩，甚至在富裕的意大利，消費者也在2007年9月13日發起了全國性的游行示威，抗議意大利面漲價。為了應對這場糧食危機，不少國家和地區采取了限制出口的措施。如，阿根廷于2007年12月初暫停出口小麥，以評估嚴寒天氣帶來的損失；印度政府擔心大米短缺，已對出口實施限制；俄羅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關稅措施，對小麥等農產品征收高額出口稅，放寬對肉類產品的進口限制。

　　但是，世界糧食市場動蕩的關鍵并不是糧食總量不足，而是糧食分配不均，這些措施可能進一步惡化糧食分配不均，加劇國際糧食市場的動蕩。因此，作為一個正力圖在國際經貿領域贏取越來越多話語權利的大國，中國有必要提出規范各國糧食市場保護措施，避免在恐慌性的集體行為邏輯下導致發生不可收拾的局面。

　　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可以在世貿組織和聯合國糧農組織內部提出強化對糧食出口禁止和限制措施的約束，督促落實世貿組織《農業協定》第十二條，通過多邊會議等方式推動世貿組織成員方就此達成共識，從而為落實和發展國際經貿規則作出自己的貢獻。

　　從長遠來看，盡管中國在國際貿易體系中受益匪淺，但作為擁有獨立利益的大國，隨著實力的增長，中國對西方主導制定實施的現行國際經貿規則的不公正性體會也日益痛切。因此，中國需行使其WTO成員國的合法權利，推動國際經貿規則向更符合自己期望的方向演化。相應地，中國財經外交的主題將逐漸從“與國際慣例接軌”向“推動規則演化”轉變。而在這個競爭的國際經濟體系中，中國能否化蛹為蝶，則取決于中國推動規則演化的努力究竟能否成功，取得多大成功。為此，應積極主動抓住機遇。

　　另一方面，可化糧食市場危機為海外農業開發契機，推進海外農業開發。

　　在全球化的世界上，幫助別國提高糧食產量就等于間接增加本國糧食供給。在國際市場糧食短缺之時，作為一個擁有較先進農業生產技術和大量勞動力可供輸出的國家，我國若能夠通過海外農業開發為其他國家，特別是缺糧國家增加糧食生產和出口貢獻一臂之力，也是雙方共贏乃至造福全人類之舉。

　　以非洲為例。不少非洲國家農業生產條件優越，但糧食不能自給，如安哥拉2001年糧食缺口57%以上。中非農業合作歷史較長，中國農業專家在非洲享有良好聲譽，農牧業和食品又是安哥拉、贊比亞、莫桑比克等眾多非洲國家政府強調的外國投資頭號優先領域，與這些國家的農業合作發展潛力較大。

　　在具體方式上，鑒于大規模農牧業開發項目需成熟的運輸、流通、倉儲等體系支持，而非洲國家并不具備這些條件，中國在非洲援建的多數大型農場經營也并不成功，中型農場則相對成功得多，因此，應鼓勵中國農墾企業、民營企業在合適的非洲國家購買土地進行滾動式綜合農業開發，建立耕地面積600公頃左右的中型農場，中資農場在地域上聯成一片，以便建設共用基礎設施。第一步是輸出管理、技術和部分勞動力，通過連片開發非洲農場，可以帶動中國農業機械、種子出口。在種植業經營成功的基礎上，依托農場逐步建立農機修造、農產品加工企業，滾動發展，最終奠定中國資本在非洲農產品加工行業的地位。

　　我國政府已承諾進一步向非洲開放市場，把同中國有外交關系的非洲最不發達國家輸華商品零關稅待遇受惠商品由190個稅目擴大到440多個。就我方而言，我國對海外資源的需求正隨著經濟發展而增長，而且我國經濟增長模式正在從高度依賴外需轉向內外需并重，貿易政策取向正在從“擴大出口創匯”轉向“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因此，我國企業需關注其中蘊藏著的商業機會，即到這些國家投資生產國內需要的受惠商品，然后輸往國內。從這個角度出發，中國在非洲的農牧業開發，除糧食作物及咖啡、棕櫚油等常見經濟作物之外，還可發展特種動物養殖業。

　　除非洲外，東南亞、俄羅斯、中亞、巴西、阿根廷等，都是我國推動海外農業開發的潛在合作伙伴。而這些東道國也將在與中國的農業開發合作中獲益。

　　正確定位反通貨膨脹政策

　　嚴防通貨膨脹將是我國今年乃至未來一段時間內經濟政策的主旋律，而在這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須充分認識到以一國之力應對這個全球性問題的局限性。

　　無論是農產品市場還是整個經濟，我國當前的通貨膨脹壓力都帶有濃烈的外部輸入特征。無論是中國國內還是在國際上，通貨膨脹壓力加大很大程度上正是流動性過剩的表現。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商品和資產，通貨膨脹隨之來臨。而世界性流動性過剩，又源于此前幾年西方國家的寬松貨幣政策。就中國而言，中國的流動性過剩直接源于外匯占款渠道的基礎貨幣發行過多，而外匯占款居高不下的原因是世界經濟失衡，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居高不下，中國貿易順差(換言之就是美歐對華貿易逆差)居高不下很大程度上又是美國財政赤字居高不下的反映。

　　因此，要解決這個問題，單純由中國方面采取措施無濟于事，需要美歐日宏觀經濟管理部門與中國合理協作，而國際協作從來就困難重重。

　　就農產品市場而言，當前以食品價格“一馬當先”的通貨膨脹壓力對社會不同階層的沖擊是高度不對稱的，中低收入階層所受沖擊較為嚴重，高收入階層則因資產價格上漲而躋身凈受益者。在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高居世界前列的今天，這種馬太效應蘊藏著怎樣的經濟社會危機，自是無須贅言；對此大力加以治理，理所當然。

　　但由于當前通貨膨脹的外部輸入特征，即使采取減少農產品出口激勵政策、推進海外農業開發等措施，只要與美歐日宏觀經濟管理部門的合理協作沒有巨大突破，也不應指望能夠明顯緩解通貨膨脹壓力，只能在與通貨膨脹同行的前提下削弱其對中低收入階層的不對稱沖擊。而要削弱通貨膨脹對中低收入階層的不對稱沖擊，直接管制價格的辦法很難收到效果，更有可能是徒然耗費政府行政資源，卻給高收入者和外國人增加套利機會。

　　所以，更合適的辦法應是對低收入階層直接給予適當的現金補助。而我國財政收入迅速增長，也意味著我國政府有能力實施這一策略。 (梅新育 作者為商務部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