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住宅”實質上是分配問題

　　趙燕菁 吳偉科

　　速度本身不是問題——如果分配問題得以解決，高速發展帶來的是機會；反之，高速發展埋下的是危險。

　　“盧卡斯問題”與“林毅夫解”

　　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盧卡斯訪問中國，聽說我國正在進行宏觀調控，感到大惑不解。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一國經濟所希望達到的狀態就是高增長、低通脹，中國已經做到，為什么還要搞宏觀調控？林毅夫的回答非常經典：這是因為中國經濟存在兩大失衡——經濟“失衡”和社會“失衡”。第一個“失衡”，主要是指經濟增長過程中總量(投資和需求比例)和個別部門的超常增長(潮涌現象)。這個失衡很大程度上是經濟學家自己創造的——經濟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出在我們選取了成熟經濟的平均的結構作為參照。對于中國這樣高速發展的轉型經濟，局部經濟的增長(如重化工、房地產)，特定資源需求擴大(如鐵礦、石油)，不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需的。況且，即使考慮到成本的增加，固定資產的實際投資增速，要遠小于名義的投資增速。投資大量涌向資本密集行業，并未導致勞動密集產業資金的短缺——市場上的流動性仍大量剩余。因此，第一個“失衡”作為宏觀調控的依據并不充分。

　　中國經濟存在的真正問題，是林毅夫提出的第二個“失衡”：貧富差距拉大，和相應的看病難、就學難、住房難。換句話說，中國目前的宏觀經濟失衡，主要出現在分配領域，而非生產領域和消費領域。降低增長速度縮小不了貧富差距。解決不了分配，擴大內需也就無從談起。

　　中國宏觀經濟最大的問題不是總財富增長過快，而是增量財富分配不公。速度本身不是問題——如果分配問題得以解決，高速發展帶來的是機會；反之，高速發展埋下的是危險。

　　對于“盧卡斯問題”，正確的“林毅夫解”是：“必須在生產要素的初次分配中，實現效率與公平的統一。”

　　社會財富的分配路徑

　　基于公共財產的平均主義的分配模式，已經被實踐證明為無效率的。正確的路徑不是強調無差異的終點，而是要創造公平的起點。政府的角色，就是確保每次新的比賽開始時，全體公民擁有相同的機會。

　　生產資料有三要素——勞動力、資本和土地。通過普及教育，實現勞動力的平等；通過股票市場，讓公眾分享成長；通過房地產市場，使人民獲得土地升值。這些發達經濟行之有效的分享經濟成長的路徑，在中國卻導致了更加嚴重的社會分層。

　　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上述政策完全沒有考慮空間因素。

　　規模經濟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特征。只有集聚，要素才能升值。只有進入城市，才有機會分享成長。工業社會和農業社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空間區位價值的不同。這種價值的不同，使得城市和鄉村土地在經濟增長中顯示出極大的不均衡性——城市土地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的升值要遠遠大于農村。正是勞動力要素在空間初始分布上的不平等，導致了生產要素(土地)分配上的不平等，并進一步造成的社會剩余分配上的不平等。因此，工業化土地要素的公平分配，不是普遍地平分地權，而是平分城市的地權。換言之，在哪里擁有地權，以什么樣的方式擁有地權，比是否擁有地權更重要。

　　實現要素空間上的平等，并非簡單宣布放開戶口、允許自由遷徙這么容易。這里所說的進入城市，不是只在城市里找到工作，更主要的是要擁有穩定的居所。更準確地說，要在城市擁有屬于自己的不動產。因為居所是擁有城市地權最主要的形式，僅僅在城市工作，并不能一定分享城市的成長。沒有永久的居所，就不會有穩定的身份。沒有穩定的身份，勞動力就不僅不能成為城市的資源，反而會成為城市的問題。

　　這一點在城鄉結構急劇變化的發展階段尤為重要。“空間弱勢群體”需要額外的“勢能”，這是城鄉間移民與城市間移民最大的不同。這也是中國這樣的發展經濟，和已經完成城市化的發達國家之間最大的不同。在這個過程中，市場只會強化原來的所有權，只有政府干預，才有可能是城鄉間轉移的居民獲得必要的“額外勢能”。

　　外部人分享一個公司成長的最佳途徑，就是擁有這個公司的股份。中國經濟的一個特點，就是政府主導下的經濟成長。而其中最重要、最盈利的“公司”，就是地方政府經營的城市。誰擁有城市的土地，以及附著其上的不動產，誰就可以快速致富。中國近年來白手起家、一夜暴富的故事，大多與城市土地有關。而這些財富本來是可以分布在更多居民手中的。

　　現在存在一種觀點，就是中國應當仿效其他發達國家，采用以租為主的方式解決住宅問題。這種觀點認為，由于在這一階段人均收入是有限的，增加住房收入必然壓縮其他消費，不僅嚴重抑制其他產業的需求，也會扭曲勞動力的再生產。按照劉福垣最新的一項研究，住宅消費應在可支配收入的32%和22%之間。“按照目前的住宅價格，這些錢不可能租到不是貧民窟的兩室住宅，至少也要15年才買得起60平米的住宅”。

　　但這只是說明我們應研究如何降低購房門檻，把居民必須的租房收入，直接轉變為住房積累的制度途徑。這個制度如果設計的好，就不僅不會抑制其他產業的消費，反而會擴大有效需求。因為住宅是否屬于自己，居民的消費傾向完全不同(特別是裝修、耐用大型家電等)。如果我們把城市看作一個公司，土地就是這個公司最大的生產要素。購買了一個城市的不動產(特別是住宅)，就相當于購買了這個城市的股份。城市經濟增長，所有城市不動產就會隨之升值。上個世紀末的房改，猶如向城市居民派發城市公司的原始股，一夜之間，造就了大批的中產階級。但隨后高漲的房價，也將沒有資格獲得“原始股”的非城市居民，排除在經濟成長的大門之外。增量社會財富的分布，也因此在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迅速拉開。

　　以租為主，解決住房問題的觀點喜歡引用的例子就是一些發達國家高租房比，“已經站在發達前沿的德國，私人占有住宅的比例也不過44%左右”(劉福垣)。這就要涉及到經濟起飛的初始階段和穩定階段的不同。在發達國家，城市化基本穩定。城市不動產價格早已經不是要素的初始價格，不動產也因此沒有中國目前這樣顯著的財富分配功能。在這些國家，擁有還是租賃不動產，在財富分配方面的差異并不明顯。但在發展中經濟，特別是在大量農村人口轉化為城市人口的階段，能否擁有城市自己的居所，則具有完全不同的經濟學含義。在中國，擁有還是租賃住宅，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財富未來的分布。

　　最偉大的“土改”

　　住宅問題不是一個孤立的行業問題，其本質相當于新一輪“土改”，是對社會經濟轉型階段，初始生產要素(主要是土地)的一次重新分配。

　　所不同的是，農業時代的土改，分配的是耕地，農民無需遷移，只需把耕地就地均分給農民。而工業化時代的“土改”，分配的是城市資源，需要勞動力在空間上異地轉移。沒有政府的參與(強征土地，配套后再分配給新居民)，城市原始生產要素的均分不可能自發完成。

　　現在的宏觀調控政策，幾乎都集中在過剩資金，但卻忽略了更加危險的過剩人口。“住房新政”，關注的也主要是現有城市居民的置業，卻忽略了更加急迫的流動人口的住宅需求。正確的住宅政策，應當可以使城市變成一個個巨大的“水庫”，將危險的流動性(資金和勞動力)穩定下來，凝結成社會的資源和財富。

　　在高速城市化的階段，住宅對于中國經濟的重要性怎樣強調都不過分。價格只是住宅問題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它遠不是問題的全部。圍繞這一次要問題制定的房地產政策，并沒有真正接觸到住宅問題的核心。我們今天面對的所謂宏觀失衡，要遠比大多數人意識到的來得廣泛、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