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東民

　　正值西方對中國環境問題批評升溫之際，西方部分學者最近發出了不同的聲音。英國 “新經濟基金會”(NewEconomicFoundation)的最新報告說，西方國家依賴中國產品，從而變相地把廢氣排放量轉嫁到中國。該機構還提出，氣候變化的討論焦點應從商品生產國轉移到商品消費國。日本《呼聲》月刊11月號也發表日本京都造型藝術大學教授竹村真一題為“是全世界在污染中國”的文章，認為中國環境污染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獨自承擔了世界范圍內相當比例的制造業生產，相應的環境負擔也就集中到中國。目前，這種觀點已經得到廣泛認同。

　　中國的環境問題有自己的原因，中國環境管理的許多方面還有待改善。但“西方污染中國”說，并非完全偏執之辭，值得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進一步解讀。

　　這是世界經濟一體化背景下，西方“三高”模式繼續發展的必然結果。

　　二戰后到上世紀70年代初，西方消費主義興起，很快形成了所謂高生產、高消費、高污染的“三高”發展模式，曾受到尖銳的批評。1972年以后，世界環境運動開始顯現積極的實際成果，但這些成果幾乎完全發生在發達國家，環境惡化則繼續留在發展中國家。

　　1970年代以后，西方所謂“三高”中的經濟總量(高生產)、消費水平，繼續成倍提高，環境狀況卻得到了極大的改善。這似乎說明，依靠環境治理，高生產、高消費與高的資源環境代價是可以脫節的。在消費持續提高基礎上締造可持續發展模式，成為發達國家標榜的追求，也為世人普遍認同。這一時期西方的環境意識，以及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治理的方式，也為許多發展中國家津津樂道。盡管上世紀70年代以來可持續發展方面一直保持對西方消費方式的批評，但經濟學、經濟學家與大眾的期望與這種批評態度正好相反，美國消費者的支出減少，通常被看做是最敏感的影響世界經濟景氣度的負面信號，全世界似乎都期望美國消費永遠不斷地增長。

　　事實上，上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的環境治理，主要是使西方內部一些“急性”環境問題(有直接而較顯著的當地致病性)，如大氣污染、水污染等，得到了較大改善。在資源消耗、溫室氣體排放等涉及全球利益的“慢性”問題上，西方經濟與消費水平持續提高，給全球環境帶來了更大的壓力。

　　首先，發達國家經濟增長與消費水平提高，導致其資源消費大幅度提高。例如，西方著名環境報告《只有一個地球》曾指出，美國人如果保持2個人擁有一輛汽車，按平均年齡65歲計算，其一生就要消耗10噸鋼材。但上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汽車保有量1.2億，到2004年，不到3億美國人的汽車保有量已達到2.4億，而人均預期壽命也已經達到75歲以上。目前美國年人均消費粗鋼約330公斤。由此可見，發達國家對資源過度消費的情況，沒有發生根本轉變。

　　西方要繼續提高消費水平，同時還要減少污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污染企業，再從發展中國家進口越來越多的廉價生活消費品，也成為一種必然。中國產品充斥美國市場，不過是這種必然與中國經濟發展一定時期產生了結合點的結果。在這一意義上，西方1970年代以來努力使環境負面影響“外部性內在化”的過程，只在國內是相對有效的，但通過轉移污染企業，擴大生活消費品進口，其對國外環境影響的“負外部性”規模卻在擴大。

　　上述英國新經濟基金會的報告指出，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國那樣消耗資源的話，需要5.3個地球才能承擔全人類的消耗量；如果像法國和英國的消耗水平，則需要3.1個地球。這一數字相對于西班牙是3，德國是2.5、日本是2.4、中國則為0.9。

　　西方污染中國也表現在西方消費模式在潛移默化地影響中國。

　　我們說西方污染中國，不僅僅是指中國接納了西方污染較多的企業，以環境為代價為西方生產越來越多的消費品，也是指西方高消費的生產、消費模式正潛移默化地影響中國自身的發展。

　　如果深究一下，西方生產、消費方式為什么導致如此大規模的資源消耗與環境影響，就不能不看到這種發展的一個重要依托，即二戰以后，西方現代科技造就的越來越高的生產效率，企業越來越大的生產規模，使制造這些產品的公司日益依靠于消費者不斷棄舊迎新的消費模式。西方學者早就指出，西方耐用消費品如汽車的生產，如果不能形成消費者在較短時間內 (相對于產品壽命或產品可以達到的壽命)更新的需求，已難以存在下去。在各種消費品生產中，這種情況已經非常普遍。在某種意義上，西方經濟模式與高消費、過度資源消耗已經融為一體。

　　遺憾的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購買力的提高，這種生產、消費模式在許多方面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中國經濟與消費者。在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特別是與發達國家日益緊密相連的今天，我們也已經不能想象，中國的紡織品、家用電器、電腦、手機、汽車等等的生產，如果不是靠消費者不斷追求流行樣式而棄舊迎新，其造成的產業萎縮與失業，會對國內和世界經濟造成多大的沖擊。但如果世界幾十億人口解決溫飽后，不斷提升這種消費模式，必然會對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環境造成巨大的威脅。目前僅中國每年生產的棉布就可以供應世界65億人口每人7米，鞋子基本可以供應每人1雙。

　　如果全世界每個人都像中國那樣消耗資源的話，人類只需要0.9個地球，這似乎是表揚中國。但考慮到中國人口增長，收入及消費水平剛剛爬坡，人口中還有9億農民省吃儉用，城市人口中也大量存在中低收入群體，顯然，如何造就中國可持續發展的消費、生產模式，依然是必須高度關注的問題。

　　“西方污染中國”反映的是對可持續發展應更深刻地理解與行動。

　　深入解讀 “西方污染中國”，我們看到其背后綜合反映的是世界可持續發展問題，正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總結20世紀世界環境運動時所言，“可持續發展還只是一個假定”。可持續發展需要更深刻的理解與行動。

　　對中國而言，一方面我們應從可持續發展角度堅持對西方消費模式的批判，在國際舞臺上應對力爭轉變西方“三高”發展模式問題發揮應有的作用；在日益嚴峻的全球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中，應高度關注英國“新經濟基金會”報告指出的問題討論的焦點應從商品生產國轉移到商品消費國”這一合理建議所蘊含的政策含義，西方在承諾二氧化碳減排責任時，應做到同期其進出口貿易不得變相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這不僅僅是符合中國的利益，同時是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另一方面，在國內，則不僅要繼續提高全民的環境意識，這方面確實還要向西方學習，繼續轉變產業結構，而且要在生產、消費方式方面，真正探索一條節約資源、減少浪費、適度消費的發展模式,當然，這絕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