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海明

　　如今提起山西，最火的詞語莫過于“晉商”和“煤老板”了。晉商曾經在中國明清時期輝煌了500年，而作為商人的一種，新時期的山西“煤老板”是不是可以稱得上“新晉商”，人們各執一詞。(新華網山西頻道2007年12月13日)

　　歷史上的晉商，首創中國歷史上票號，為人稱道。“山西人善于經商、善于理財”的佳話，迄今流傳。然而，晉商衰落之后，今天靠掘煤發家暴富的山西煤老板們，是不是晉商的合法“繼承人”？換言之，這些煤老板，稱得上一代數風流人物的群體嗎？也許，從山西煤老板們手中掌握的財富總量看，從這些人的行頭和奢侈性消費看，他們堪稱當代中國一流的富豪。既然如此，為何公眾反而“吝嗇”，不能慷慨地將“新晉商”這個榮譽稱號，授予山西的煤老板們？

　　其實，這涉及到對某個地域商人稱謂的定義問題。世俗語境下的“商”或“商人”，只要是從事經營活動的，都可以這么稱呼，人們也不會予以否認。即便是不守法規、見利忘義者，依然是商(人)。但是，按照地域不同形成的商人群體，比如說歷史上的徽商，還有今天逐漸被人們接受的“浙商”，不僅是一個集體概念，而且這個概念里，包含了許多道義和文化的成分。

　　以前者來論，從“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過渡到合法經營，以信為本。就后者而言，不管是以前形成的晉商、徽商，還是正在形成的浙商，所有這些稱謂中，毫無例外還包含了文化層面的特定含義。以徽商為例，“講究商業道德，提倡以誠待人，以信接物，義利兼顧。”“以勤奮和吃苦耐勞而著稱”，“徽商商而兼士，賈而好儒。”這些評價，不是徽商自封的，是歷史形成的，并得到了公認。這些內容作為徽商的道德文化內核，奠定了先前的徽商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相比之下，“新晉商”可否有傳統晉商的聰明和其他優秀品質呢？翻開近年來有關山西煤老板的報道，負面的消息占了絕大多數。一次次和人禍相關的

礦難，使得山西的煤炭，被認為沾滿了遇難礦工的鮮血，進而，有人覺得山西煤老板的錢也是紅色的。當然，這個“紅色”是血淋淋的，是一種既反商業邏輯又反人性邏輯的色彩。對于這樣一個飽受非議的行業性老板群體，雖然有特定的地域性，但是，要讓民間認可他們為“新晉商”，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山西歷史上形成了一個口碑不錯的“晉商”，雖然過去的晉商消失了，不過，在此基礎上要再形成一個“新晉商”群體，其難度比歷史上沒有形成過“Х商”的省份，難度更大。以山西為例，既然是“新晉商”，一定要有“新”的地方。尤為重要的是，這個“新”必須是正面的、具有時代意義的“新”。如此說來，山西的煤老板們，顯然還不夠格。

　　所以，與其急于宣告“新晉商”的出現，不如反思自我，如果沒有了煤炭資源，煤老板們能很快轉型，到別的行業繼續當領頭羊嗎？即便煤炭資源還沒枯竭，煤老板們在煤炭產品的科技轉化方面，有何貢獻？在避免礦難面前，煤老板們有何作為？這一連串的問題，如果山西的煤老板們不能交出出色的答卷，單靠吸吮自然礦產資源的“乳汁”，可以暴富一時，怎奈這不是煤老板們智力創造社會財富的能耐，憑什么躋身“新晉商”的行列？